在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的重要变化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及随后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的影响可能还没有为国人及外人所充分估计，但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却日渐凸显，并且真正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工人阶级力量的成长，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的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争取自身权益、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革命理论。当时，中国刚刚被列强以武力打开大门，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也极为有限。目前所知，1899年由李提摩太据英国人企德所著《社会进化》编译而成的《大同学》，粗浅地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并将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因此《大同学》在《万国公报》的连载，可以认为是马克思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开端。

20世纪初，国人有感于国家危机而纷求救国之道，各种西方学说均成为国人关注介绍的对象，其中经由留日学生通过日文译本和日文著作而引介的马克思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1902年，戊戌维新失败后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其中称“麦喀士”（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开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之先河。后来他又发表过不止一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出他对新知的敏感。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及其基本观点——唯物论、辩证法、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等，均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为国人所知。但此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不发达，工人阶级仍在成长，马克思的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后，主要是作为学理探讨的对象而非斗争实践的指南。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如朱执信、戴季陶等），在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在如何改善民生方面，他们因为有欧美各国的生活经历，目睹了资本主义之弊端，因而亦较易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但他们了解与接受的马克思学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他们始终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反对阶级斗争，从而基本上仍可归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传播而进入革命实践，只能有待于作为其理论与行动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的成长。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及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作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创造了有利的阶级基础，再加上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影响，中国民众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对西方列强的普遍失望与拒斥心理，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潮流。除了《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外，其他一些杂志（如《每周评论》《国民》《建设》等）和报纸（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都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文以至专栏。以1920年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著作纷纷被译介出版，更扩大了其影响。当然，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也有不少其他各派的学说被介绍进中国，由于各派学说纷呈，其间还引发了数次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这样的论战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革命，推翻沙皇政府，成立了由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实即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苏维埃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国家政权层面进入实践过程。俄国革命的消息传至中国，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的反响。李大钊撰文写道：“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枫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为此，李大钊充满激情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的阐释，并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李大钊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也是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性人物陈独秀，曾经专门阐释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他的回答是：“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他的结论是：“我以为中国的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中俄间所订之一切密约与协约，放弃帝俄在华所有特权及租界、庚子赔款，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无偿归还中国，并希望与中国就此进行谈判。次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由加拉罕署名发出《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函》（中译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上年声明的主要内容，并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除旧约事宜，在双方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缔结新约，建立外交关系。苏俄两次对华宣言，虽然实际上对旧俄在华利益（如中东路）仍有坚持，但毕竟公开表示放弃旧俄在华特权，显示出与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对华压迫态度非常不同的姿态，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为苏俄扩大在华影响添了分，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华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就是对十月革命、苏俄影响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关系的形象表达。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传播进入具体实践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实践过程的发端及其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为水到渠成之举。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各地已有不少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名义出现的、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团体。在这些团体联合组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革命成功之后正在广泛寻求盟友的苏俄给予了大力支持。1920年春，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事处派维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寻求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并探讨建党的可能性。维金斯基来华后，在北京和上海“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受命抵达上海，帮助中共的建党工作。马林在报告中写道：建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

1921年7月23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现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各地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在日本的周佛海，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陈独秀时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两人均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而没有出席。7月30日晚，开会地点突遭租界巡捕的搜查。31日，会议转移到距上海不远的沪杭铁路线上的江南小城——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并在此结束。

中共一大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示中共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中共当时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不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及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一切宣传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的监督，不得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党中央应每月向第三（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共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组成中共领导机关。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发端，也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性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重要标志。中共服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具有和当时中国所有党派都不同的阶级基础、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使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自己政治上的代表，而其间中共所起之组织功用则无论如何不能低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并得到苏俄帮助指导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既与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的思想、组织联系，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不能不受到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败的教训，诚可为后人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人数不多，实力弱小，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尚不引人注意，但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近代中国所走的历史道路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因此诚如毛泽东所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不够，因此而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都有不完全切合实际之处，主要表现为对争取同盟军努力得不够，这只能在此后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在领导工人运动争取自身利益方面，中共自始即做出了不少努力，表现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共提出，成立第一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同时“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1922年6月，中共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工部局查封，8月迁至北京），是有严密领导的工人组织，与当时许多有名无实的工会大为不同。从1922年初至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被镇压，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时期，其间有3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小100多次罢工。如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8月长辛店京汉路罢工、9月湖南安源煤矿罢工、10月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等工人罢工斗争，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通过组织与领导罢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工人中开始建立自己的队伍与影响，而且锻炼了自己从事实际斗争的能力。很快，中共的组织力、动员力、奋斗精神、勤于实干等，都将在国共合作中得以充分表现，并因此而开创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激荡了无数国人精神与生活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