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战后，直系一时间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派系，以南北交通动脉京汉、津浦铁路和东西交通动脉陇海铁路为依托，控制了从北到南10个以上的省份，并实际操纵着北京政权。这极大地刺激了直系各色人等的政治欲和权力欲，直系领袖曹锟开始做上了总统梦，也想过一把总统瘾；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则膨胀着统一全国的野心，企图以此而“青史留名”；其他围绕着曹、吴两人的政客、军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各有打算，或拥曹或拥吴，谋名逐利，在北京政坛的浑水中搅和。不过在直系战胜奉系之初，对直系而言，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政治善后，解决法统问题，争取全国舆论，获取合法资源，从而为独占北京中央政权打下基础。

奉系失败后，仍在大总统任上的徐世昌因其拥皖亲奉倾向而为直系所不能容忍，推倒徐世昌、改造国务院是直系的既定方针，但如何名正言顺地做到这一点，既要让徐世昌走人，以泄对徐之恨，并利直系扩张势力之私，又要“合理合法”，以避舆论指责，引起他方反弹，直系上层颇费思量。恢复民国6年被“非法”解散的国会、赶走徐世昌的谋划，因此而浮出水面，因为恢复了“旧”国会（民国二年召开的国会即第一届国会，亦称“民二国会”），则由“新”国会（民国7年召开的国会即第二届国会，亦称“民七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之合法性自然失去，而一向不承认“新”国会合法性之南方广东政府，也将失去护法的合理性，如此承续民国法统，可谓一箭而双雕。这种设想最早源出于一帮既不甘心失去政治地位、又不愿附和南方非常国会的旧国会议员。1921年12月，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提出了恢复民国6年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的主张。旧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在脱离南方回到北方后，先是于直奉战前去东北劝说张作霖支持恢复旧国会，接着在直奉战后向吴佩孚游说其主张，引起了吴佩孚的重视。吴既有政治野心与“统一”梦想，又不时表现出讲求“道德”，故倾向于以恢复旧国会作为直奉战后解决政治善后诸问题之枢纽。

1922年5月10日，还在直奉战争余波未了之际，曹锟、吴佩孚即召集直系高级将领在保定开会，商讨如何进行政治善后的问题，旧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也应邀出席。一些急于通过拥戴曹锟而得宠幸进的直系军人、政客，提出立即赶走徐世昌，拥曹锟为总统的主张。但吴佩孚及其支持者则主张以恢复旧国会作为过渡，使曹锟的总统经由国会选举合法产生。参加会议的吴景濂对总统由谁担任并不介意，他向吴佩孚表白：“君等握实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他最关心的是恢复旧国会，以获得自己的利益，为此，他向吴佩孚进言：“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他还就进行步骤献计说：“既以揭出护法旗帜为然，予拟在天津先假直隶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予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并将筹办情况由予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之响应……公等接吾电报，请联合直系各省军民人员复电响应，并就予之通电再为通电全国，令北京军警对徐不加保护，请其即日出都。”《吴景濂口述自传辑要》，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吴景濂的提议颇获主张循“法律途径”行事的吴佩孚之欣赏，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也同意先恢复旧国会、赶走徐世昌，作为政治善后的第一步。至于请出黎元洪复职，最初并未在直系首领的计划中，但赶走徐世昌之后，政府总须有人代表，而既然恢复了旧国会，则旧总统的复职似也顺理成章，直系于是作个顺水人情，请出黎元洪复职，本意不过当其为可上可下可操纵之傀儡。哪知黎元洪不识相，假戏真做，于是又有了一年后驱黎之一幕，初非直系扶黎复职时始料所及。

直系高层决策先恢复旧国会之后，其实行步骤即如紧锣密鼓，着着进行。第一步当然是制造舆论，这是军阀们的拿手好戏。吴佩孚令其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孙传芳代拟电稿，由其打头炮，孙传芳时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在直系将领中排名并不靠前，忽有如此“立功”机会，岂能轻易错过。5月15日，孙传芳率部下联名发表通电称：“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孙传芳的通电不仅提出了恢复旧国会，而且提出请黎元洪复位，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随后吴佩孚对北京新闻界称：“恢复旧国会及国事会议各问题，现正征求意见，应以多数人心向背为从违，不作成见。”实际是对外放风。19日，曹锟、吴佩孚领衔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声称：“近来国内人士有倡恢复六年国会者，有倡召集新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究以何者为宜，特于本日通电各处，征求民意，以为处理善后参考。”此电既出，直系各督及不少政界名流，如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张耀曾等纷纷通电响应，给曹、吴的主张抹上了民意色彩。与此相呼应，吴景濂、王家襄等如约到天津，筹备第一届国会复会工作。5月24日，旧国会部分议员（其中一部分是未参加南下护法者，一部分是从广州非常国会脱离北来者）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国会筹备会，讨论复会工作，决定选派委员到上海、广州等地，招揽议员回京，并对外发出通电，声明第一届国会将于6月10日依法自行集会。5月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电复国会筹备会，表示赞成恢复国会，支持议员自行复会之举。为了促成南方议员的北上，吴佩孚还于6月7日致电交通部，令其对“旧国会议员北上一律免票，以示尊崇”。

有了恢复旧国会与请黎元洪复职的舆论铺垫，直系驱赶徐世昌下台的活动也就顺理而成章。5月27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告以解决时局的办法可分“常局”与“创局”，常局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创局即召开各省代表国是会议。常局利多弊少，即有法理依据，手续便利，利于促成与南方的统一；创局虽可推陈出新，但无法理依据，不易达成一致，时间延续过长，故决定取常局而不取创局。电称现已有十余省份复电主张恢复旧国会，一俟复电到齐，当呈请中央积极主张。此电实际是暗示徐世昌准备下台。次日，孙传芳再度挑头致电徐世昌，明白提出请其下台的要求，谓“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望徐“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随后，苏督齐燮元也通电呼应孙之主张。徐世昌本为北洋元老，但毕竟是文人而非武人，没有实力的支撑，自出任大总统后，周旋于北洋各派系军人之间已属不易，而又因拥皖亲奉为直系所忌恨，在直系武人的嚣张面前，自知无力抗衡。吴佩孚、孙传芳等人电发后，徐久居北京官场，自然明白个中奥妙，5月31日即发出通电，称吴、孙等电“忠言快论，实获我心”，表白“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不希恋”。当然，徐世昌并非愿意痛快离职，他还贪恋大总统的名衔，企图继续干下去，他曾以所谓“新新国会”的问题作为拖延之计。1920年直皖战后，皖系操办的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被迫闭会，徐世昌曾下令依民国元年选举法进行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筹备召开所谓第三届国会。但因各方意见不一，自1920年秋到直奉战前，选举完成的省份亦不过三分之一，南方省份抵制此次选举自不待言，即便是直系内部对此亦有争议，直隶省即未进行选举。直奉战后，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所谓第三届国会（即“新新国会”）已经选出的议员不甘寂寞，发表通电提出，“本届国会，系从旧法改选，在政府既足以维持法统，尊重民权，而被选者亦极自由，绝无党派官厅之操纵”，因此主张未选各省从速完成选举，召开新一届国会，解决法统问题。他们还讽刺旧国会议员说：“议员不过人民之代表，断未有十年以前之选举，代表十年以后之人民。”但他们势单力薄，没有实力后台，也没有可为直系利用的意义，故其呼吁毫无反响，徐世昌也不可能依靠他们摆脱下台命运。

直系为使徐世昌尽快走人，采取了双管齐下之法。一方面，6月1日由吴景濂、王家襄等领衔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责“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声明民国6年解散参、众两院的命令无效，徐之总统纯属非法选举，应即宣告无效；自6月1日起第一届国会恢复，完全行使职权。这就在名义上剥夺了徐世昌再任的“法理”依据。另一方面，吴佩孚也于当日致电在北京的直系干将、交通总长高恩洪，要他“再进府密陈，速下决心，免风气云发，更难收也”，实为对徐再行威胁。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数次致电徐世昌，语气强硬地质问他何时离开北京。中午，徐世昌设宴迎接刚刚回国的驻英公使顾维钧，席间又接到吴佩孚迎黎复职电。至此，徐世昌亦知总统之位不保，北京无法再留，但这位老谋深算的北洋老官僚接电后不露声色，当午宴结束时却突然当众以“衰病”为由宣布辞职，并令“依法由国务院摄行职务”，然后即乘火车离京赴津，结束了三年多的大总统生涯。由周自齐领衔的北京政府不敢怠慢直系，随即电致吴景濂与王家襄，称“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而曹锟与吴佩孚也就堂而皇之地令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对北京秩序“务望督饬地方军警极力维持，保安大局”。

徐世昌下台后，直系将领曹锟、吴佩孚等纷纷发出通电，以“国家不可无主，大位不可久悬”为由，“恭请”黎元洪复职，“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吴佩孚不仅“屡电黎黄陂，早定中枢，以巩国基”，而且“通告各省督军，电促黎黄陂复位”。于是，直系治下各省纷发劝进通电，半壁江山处处高唱迎黎之声，大有黎不出山，如苍生何之势。本依附于黎元洪左右的幕僚哈汉章、金永炎等也颇为兴奋，极力劝黎出山，希图攀龙附凤；国会两院议长同往黎宅“敦请”，北京政府代表高恩洪专程赴津“迎迓”。一时间，“劝驾之代表往来不绝于路”，各方名流政要云集天津，使得因张勋政变下台后在天津蛰居多年、受人冷落的前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成了民国政坛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黎元洪在内心里当然自鸣得意，而对外则表示出清高之态，一方面称“国家未能统一，不敢冒昧出任”；另一方面又说“既各方面迫于救国热诚，力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之前途”。但是，为了表示他非为个人利禄权位而出山，也为了在军阀强势下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黎元洪故作姿态，提出以实现“统一”、“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作为复职条件，其中尤以废督裁兵为中心，并声称“非俟曹、吴、国会切实依我条件，决不就职”。6月6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废督裁兵通电称：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大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废督裁兵就是削弱军阀专权，裁减庞大武力，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要求，黎元洪此举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与呼应，但使武装在手、拥兵自据的直系军阀颇为恼怒，只是碍于为了解决法统问题，迎黎复职的声势已经造成，直系军阀不便立即发作，而是在7日由曹锟、吴佩孚联名发表通电，允早日实行废督以为各省倡。有了曹、吴的上述表示，黎元洪也就有了复出的借口，他不再扭捏作态，于6月10日连发两电，一称曹、吴之表示“体国公忠，立志坚决，天心悔祸，元气昭苏。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于此“群龙无首，京辅荡摇，再任悬延，或生剧变”之时，定次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一称其入都不过暂行总统职权，其他法律问题，俟国会恢复后听候解决。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自天津到达北京，中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总统复职典礼。他在复职演说中称：“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斲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借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各事，静待国人解决。”其后，他宣布撤销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命令，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为了消弭所谓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黎本意想组织南北“混合内阁”（他任命谭延闿为颜阁内务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即有此意），并由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出任内阁总理。故颜惠庆在任职后对外通电称，“在伍公首途以前，阁席未便虚悬”，自己不过“暂行承乏，维持现状。并经一面电促伍公早日莅驾，借惋殷望”。但因黎之复职不为南方广东政府所承认。谭延闿率先表示不能悖护法立场而就北京政府职；伍廷芳也于6月20日发表通电，拒绝出任内阁总理，并称黎之复职“缺乏法律依据，不敢轻易苟同”。所谓南北“混合内阁”的设想未能实现。

旧国会复会，黎元洪复职，民国政治似乎重回民初轨道，那些从来以枪杆子为后盾、视法治为儿戏、对政治颐指气使的直系军阀们却发出一片对“法统重光”的欢呼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不在直系控制下的省份与南方政府对此却有不同态度。徐世昌下台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于6月3日率先发出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他提出：“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任”；“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统系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认为黎元洪当年下台时所余一年又三个月的总统任期，已由冯国璋代理期满，黎“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进而声称：“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接着，同属皖系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于7日发表通电，主张以第一届国会从速制宪，“一俟宪法告成，再行依照宪法规定，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如此，则徐世昌“法律上之地位，固仍然存在，在未经依据宪法改选总统以前，应仍由现政府维持现状，以免纷更”。以徐世昌和皖系的关系，他们有此论并不意外，但此时皖系的实力远不能与直系相比，卢永祥等也不过表示其态度，而无力采取实际行动。及至黎元洪复职成为事实，卢永祥又在6月13日致电表示祝贺，曲以应付，但他只承认黎为“事实上之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声称黎为“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元首地位待诸国会解决”。至于奉系的态度，因其军事失败，自知暂时无力干涉北京政治，而求保有其东三省地盘，故对此敷衍了事，态度模糊。6月3日，东三省议会发出通电，表示将“本自决之精神，谋统一之实现”。黎元洪复职后，东三省商工联合会于20日发表通电，表示赞成统一，但同时又声称东三省“伏莽未靖，而沿边防务地方堪虞……非有重兵，不足以资保卫，东三省原有军队，一时断难遽裁，绝非废督裁兵四字，空言漫能解决”。此后，奉系在东北埋头练兵，整军经武，以图再起，对北京政治态度中立，轻易不表示态度。西南各省对黎元洪复职都“表示静默，以待时变”。

对黎元洪复职表示坚决反对者，只有广东非常政府与非常国会。因为非常政府与非常国会直接与北京政府对立，如承认黎元洪复职、旧国会复会为恢复法统，则势须撤销己方政府与国会，犹如自废武功，不说孙中山等坚持理想的革命党人不同意，即便是非常政府与国会的不少成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不会同意。因此，当旧国会复会、黎元洪复职酝酿之初，国民党内即有人认为：“北方现在拟恢复之旧国会，多为广州非常国会已经除名之议员所主动，且内幕中不免有为军阀利用之嫌疑，故当以现在广州之非常国会为合法国会，而不宜别有所恢复；且黎元洪为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国会之应负责者，而其任期已由冯国璋完全代满，在法律事实两方面皆无复职之可能。”旧国会宣布于6月1日复会后，广州非常国会于3日召集全体会议，对所谓恢复法统的主张表示反对，并通电中外，否认续开民国6年国会的合法性，声明中华民国合法大总统及合法国会均在广州，法统当由广州国会继承。为了剥夺黎元洪复职的法理依据与道德正当性，6月6日，非常国会通电宣布黎元洪的三大罪状：（1）毁法。“六年六月十二日竟下令解散国会，遂启南北连年战争”。（2）叛国。“黎氏徇张勋之请，将中华民国统治权交付宣统，签字盖印，首先称臣”。（3）辱国。“宣统复辟则中华民国既倾覆，元首有殉社稷之义，黎氏竟逃往日使馆躲避，受庇外人，污辱国体，莫此为甚。”

但正当此时，6月中下旬，忽发生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驱逐孙中山的事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后，广东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非常国会议员在广州感受陈炯明之威胁，不安于位，大部分人出走上海。到沪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旧国会恢复是护法的成果，应该参加，但出席者当为参加过护法运动的议员，并应在上海集会。这反映了接近孙中山的部分议员的意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旧国会既已恢复，自应赴京参会，至于参加者的资格问题，只能在赴京参会后讨论。这反映了希望保持议员身份以维护其个人利益的部分议员的意见。此后，两种意见未能达成一致，留沪议员与赴京议员各行其是，非常国会无形解体，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对声浪自然消沉。

无论外界的赞成还是反对，黎元洪在直系支持其复职之初，还是企图有所作为，其间他最为坚持的，应为废督裁兵的主张。军阀混战、武力交兵，是民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废督裁兵的主张迎合了社会需要，也得到各地民众团体和舆论的积极响应，当黎元洪上台之初，各地民间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声明，要求废督裁兵，永远废除军阀干政的基础，舒缓民众养兵并为兵所乱的痛苦。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为其主要政治诉求，希望以此不仅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也为自己在直系武力威胁下当政寻求缓冲。但是，废督裁兵却完全有悖于军阀的利益，武力是军阀得以拥兵自重的根本，而且从上至下、从大到小形成为环环相扣的利益，面对社会各界的要求，军阀的利益是一致的。面对他系军阀的裁兵主张，本系军阀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督”的名义可废，而兵的实质万万不可裁，由此注定了废督裁兵的主张之不能实现。

当黎元洪提出废督裁兵主张之初，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在口头上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6月15日，曹、吴在保定召开的直系将领会议上，呼应废督裁兵的主张，提出在全国“废督”，另行设置若干军区以掌兵的方案。7月6日，吴佩孚又在致北京政府电中提出了裁兵的具体办法，建议大省置二师，中省置一师一旅，小省置一师，全国共置四十师，余悉裁撤。不过，吴佩孚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为了裁别人的兵，而不准备裁自己的兵，因为当时“北方各省且有添招新兵之事”是众所周知的。曹锟则直截了当地告诉黎元洪：“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粤军北伐，侵入江西，节节进攻”，“此时万一裁兵，殊无以抵御南军”；“且各省土匪横行”，“现有军队，尚难收肃清之效，如于此时裁兵，恐成匪国”；“故裁兵必须推迟进行”。直系既如此，刚刚在战争中失败的奉系更是如此，不仅不能裁兵，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扩军，以备来日再战。其他大小军阀的反应亦可想而知。

裁兵既不可行，废除督军的名义倒是有了“成效”。6月15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江西督军陈光远本兼各职（因陈当时在江西的地位已不保），其后任命曹锟保荐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为“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27日，吴佩孚致电陆军部，提出“废督之制甚急，各省宜改以督理全省军务名义为宜”。从此以后，换汤不换药的“督理”名义便代替了已经声名狼藉的“督军”名义。黎元洪还想以省长取代督军，以压抑军权，张扬民权。他上台后曾先后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等。但他的做法首先就遭到直系的反对。6月23日，吴佩孚致电国务院，警告“南北尚未统一，封疆大吏，不宜大肆更张，恐生反动”。8月1日，吴又通过陆军次长金永炎转交黎元洪电，认为：“督军一制，在今后万无存在之理，南北统一之后，军制军区如何兴革划分，应由中央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实行。现在新旧交替，各省军队复杂，治安所托，省长往往不能负责。如裁撤督军省分，似宜有督练或督理字样，以维现状。”所以，黎元洪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上述经他委派的省长，除了直隶和江苏两省以外，其他省长均未能或未敢到任。与此同时，不在直系控制下的浙、湘、滇、黔、川等省则附和了黎元洪的废督主张，并与联省自治运动相结合，以废督而强调自治和民主。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宣布改称“军务善后督办”，20日宣布“善后纲要”：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干犯；所部各军防地，暂仍其旧；省内各行政机关均仍其旧；裁兵事宜关系重大，俟合法政府成立，全国裁兵计划确定，即时实行；各军饷项及关于军事各项经费，仍在国税项内开支。可见卢永祥的废督根本不影响其实际权力。8月1日唐继尧出任云南省长，废除靖国军司令名义；12日，袁祖铭出任贵州省长，取消黔军司令名义；10月1日，赵恒惕被湖南省议会推举为省长，取消总司令名义；12月2日，四川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但这些名义的改动无非是名改而实不改，控制各省实际权力的仍是没有“司令”名义的军阀“省长”。总之，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黎元洪的废督裁兵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国会方面，8月1日，经历了解散、复会、再解散、再复会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复会，由吴景濂担任众议院议长，张伯烈为副议长，王家襄担任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国会复会后，首先在“民六（民国6年国会）”还是“民八（民国8年国会）”议员何为正统问题上争执不休。1918年7月12日和8月12日，南下广州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决议，将留在北京不愿参加护法的109名参议员、216名众议员共325名议员予以解职，其后另行增补若干议员，使广州国会的参议员人数达到212人，众议员人数达到310人，是为“民八”议员。他们认为，黎元洪在1917年下令解散国会是非法的，南下议员在广州为护法而召开非常国会，是为维护法统，主持正义，且合乎法律；当时部分议员因故或不愿南下护法而被非常国会解职另补，亦为根据法律进行；现在国会恢复，“民八”增补的议员当然有资格出席会议，而“民六”议员中被解职者则没有资格出席。“民八”在京议员成立了“法统维持会”，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向国会争权利。北京的“民六”国会议员则坚持，他们被广州非常国会开除没有法律依据，新增补的议员各项手续不完备，故“民八”增补议员没有资格出席国会。国会复会后的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就是当年被广州非常国会除名者，他与吴景濂都坚持“民八”议员不能参会的主张。一方要求参会，一方不让参会，双方剑拔弩张，尖锐对立，甚至动手动脚，发生肢体冲突，以致国会复会后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为了防止“民八”增补议员入场滋事，吴景濂等对国会会议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开会时两院会场均须戒严，议员凭证章入内，但仍无法避免参加过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的发难。10月11日，在有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全体总长出席的国会第三届会议开幕典礼上，两派议员又发生激烈争执，护法议员干脆直接质问黎元洪：当年非法解散国会，何以不负责任，今日以何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处境尴尬，会场里只好以“鼓奏军乐，以乱质问之声”。不少议员被便衣“如捕罪犯，挟出院外，委弃于城根马路，肆意挤压”。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闹大，影响国会的正常运作，吴景濂遂向黎元洪建议，设立“政治善后讨论会”，以此安置“民八”议员。10月28日，政治善后讨论会正式成立，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担任会长。有了此等安置，多数“民八”议员即不再坚持与国会相抗，“民六”与“民八”议员的对峙渐趋缓和。

纯就法理意义而言，“民六”或“民八”议员合法与非法之争各有其理由，但在实际上，其时合法与非法的争执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与维护个人私利之口实，并不具有其本来意义。旧国会复会后，国会议员历经多年的政治动荡与分化组合，过往之党派特性更趋模糊不清，各种团体派系既有政治主张接近者，更有纯为派系个人利益者，他们对于制宪、组阁等事项各有主张，并为此而纵横捭阖，演出了一幕幕政治剧，只是场外的观众对此早已失去了观看的耐心，更不必提军阀只不过将他们当做民意的工具。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支柱之一的国会制度在民初引进中国之后并无坚实可靠的政治基础，在军阀枪杆子的压迫与操纵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其应有之地位与作用，所谓易橘为枳，此时的国会制度似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中，空余那些议员们还在台上表演其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