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民间以夏历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生辰，并有《太阳经》，第一句为“太阳明明朱光佛”。周作人《知堂集外文·朱天君》还说他在绍兴时看到过朱天君神像，“披发赤足，一手高举持一圈，说者谓披发赤足皆纪实，圈即象征缢索”。这个朱天君就是在煤山上吊的崇祯帝。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卷一亦说：“吾乡（宁波）以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生日，此盖有故。国朝定鼎之日，吾乡遗老最盛，每以庄烈殉国之日，私设野祭，相聚拜献，但以事涉禁令，不能明言，于是以太阳为君征，以忌日为生辰。”可见这种风俗，一度流行于浙东，大概当初和南明政权有关。我在年轻时，也听父老说太阳生日，问他们太阳怎么会有生日，却答不上来，也含有忌讳的意思，此时已是民国，说明某些忌讳的流行，到后来大家都已说不清楚，而忌讳如故，就像西洋人之忌“十三”一样。

言归正传，这里要说的是后人对崇祯的评价问题。

《明史》云：“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万岁山即煤山，也即景山，现在景山上有一棵大树，相传崇祯即缢死于此树下，这是附会之词，后来收葬他的是昌平州吏目赵一桂。

至于崇祯亲书遗书事，各书记载，全无相同。黄云眉《明史考证》云：“《甲申传信录》书血诏于前襟云，‘自朕失守社稷，无颜衣冠终于正寝’。并无‘诸臣误朕’及‘勿伤百姓’等语。由事实观之，转足征信。盖当李自成军入城之际，群臣仓皇奔避，即目睹庄烈帝尸，亦安能从容致详于诏语？诸书各凭传闻，自缀文字，据繁固不若据简，且果有前述等语，亦徒见庄烈帝之以贤主自居，至死犹欲欺后世耳。”

末了两句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崇祯生平，刚愎自用，急躁独断，猜忌多疑，功罪混淆，终致手忙脚乱，掀翻御座，斥辱大臣，还说“文官个个可杀”（这也是“诸臣误朕”的由来）。连周皇后也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偏信宦官，也是他的致命伤，仅仅凭关外逃来的一个太监密告，就把封疆大臣袁崇焕斩了。崇焕之冤，直到南明还未昭雪，而信崇焕通敌的，却都是正人遗民（如张岱），这是因为圣旨明文，便可成为铁证。崇祯的性格倒很鲜明，这性格也决定了他的行动，带来了他的悲剧。

十七年中，宰相用了五十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巡抚被杀十一人。查继佐《罪惟录》说：“帝勇求治，寡欲崇俭，鳃鳃民瘼，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于是诸臣救过不暇，即贤者亦或宁自盖。而坚任诸内侍，益灰豪杰之隐。曰吾自不旁落，已旁落矣。”末两句说得尤为冷隽，后来便有太监的开城迎“贼”。

全祖望《庄烈帝论》云：“夫其忧勤明察，固不可谓为亡国之君，然刚愎自用，怙前直往，亦不能辞于亡国之咎。”全氏又批评崇祯不与清太宗议和之失。孟森著作中，对崇祯的责备尤为尖锐。

但他即位后，确是奋发有为（如除客魏），对后宫，也不像万历、天启那样荒唐，后人所以对他怀念体谅。陈登原《国史旧闻》曾作了这样分析：“此后异族入主，因民族而恕之，前世衰势相沿，因历史而恕之，归罪亡国大夫，又以不当由伊一人负责而恕之。”还有一点，就是他死国的惨烈，因而朱天君还是为后人所同情。像周信芳先生主演的《明末遗恨》自始至终饱含着悲凉情调，加上他的苍劲的沙喉咙，他的踢靴的绝技，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那样的好戏了。其实演戏就是演戏，它的效果就在视听上的审美感受。麒派虽实繁有徒，能演崇祯的则寥若晨星。虽然在他落难时，这也成为一桩大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