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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师于野 ——狐鹿姑单于时,匈奴的情况

自漠北之战后,匈奴势力日益衰落,史载漠北之战给匈奴以惨重打击,甚至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并西迁。而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甘肃永登),以六十万吏卒屯田,开疆辟土,建城修塞,于是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强大而不可一世的匈奴帝国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而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开辟了丝绸之路,汉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即印度)、于阗、扜罙、犁轩等诸国,沟通了西域与帝国,而且还使得匈奴进一步被孤立,这种情况下,匈奴虽然有心改变自身的处境,但在大汉的赫赫武功前,却是徒劳挣扎罢了。

汉武帝时,大汉国力强盛,汉军不仅大破匈奴,而且远征大宛,降服西域,在那个时候,汉军所向,尽皆披靡。南越、闽越、夜郎、朝鲜诸国尽皆为汉所灭。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南越内乱,王相吕嘉杀南越哀王赵兴、樛太后和汉使辩士谏大夫终军,破韩千秋军,武帝大怒,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兵分五路沿水道征讨南越,次年亡灭南越,分其土为立南海、儋耳、珠崖、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秦末时由南海郡尉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所建而成的南越,就这样成为了被汉所灭的第一个国家,而同年秋,汉军又出兵讨伐闽越。

其实早在武帝登基之初,武帝就曾遣兵攻闽越,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于是武帝派中大夫严助征调会稽郡兵,前去救东瓯。汉兵未至,闽越王郢便撤兵而退。东瓯王因担忧闽越再攻,于是便主动向汉廷请求举国内附,史载,东瓯四万多人迁移庐江郡后,东瓯之地遂为闽越占有。但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八月时,闽越王郢又举兵于冶南,犯南越边邑。南越王上书汉廷告急。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征讨闽越。大军压境下,闽越王派兵扼险抗汉,结果郢弟余善与宗族合谋杀郢,请免交战,于是武帝即命王恢、韩安国退兵,封未参与谋乱的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因余善在王国内威望高,“国民多属”,繇王无法节制。武帝不愿再次兴兵,于是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处。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灭南越时,余善亦起兵反汉,自立为武帝。于是汉武帝发四路大军入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各路汉军进至东越境内,横海将军韩说的水军更是进占东冶,被余善“劫守”到闽北繇王居股遂与建成侯敖合谋,杀余善降汉。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为由,诏命将闽越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闽越遂亡。

此后,汉武大帝又将目光投向了川地,建元六年时(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拜唐蒙为郎中将,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此后,因蜀郡之西的邛、笮(西夷)部纷纷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而又有“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故而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十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时,大汉开始全面开拓西南夷,当元鼎六年,平南越时,汉军趁势“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接着又诛反汉的邛君、笮侯,汉军威势之下,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于是大汉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之地完全纳入大汉帝国的统治之下。

而后,汉又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激烈对抗,于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下诏,出兵击灭劳浸、靡莫,继而“以兵临滇”,这种情况下,“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大汉王朝基本上将西南夷故地纳入帝国的疆土。

与此同时,在帝国的东北方向,汉廷也展开了经略。也就是说,根据考古所得,在数十万年前,朝鲜半岛之上已有原始人类居住,而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五十万年,公元前十世纪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公元前四世纪进入铁器时代。而至于朝鲜族人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目前韩国官方采用传说檀君古朝鲜为韩国与朝鲜历史开端。不过所谓的“檀君朝鲜”其实不过是一个关于朝鲜人起源的神话传说,是后世朝鲜半岛对传说中檀君所建立的国家的一种称呼而已。自从高丽以降,史学家对檀君故事向来持有怀疑态度,普遍认为檀君故事纯系神话传说,不可视为信史,更不可写入正史。因为首先,故事本身荒诞不经,毫无事实根据。而朝鲜半岛的历史大概最早应该从“箕子朝鲜”开始算起,而朝鲜半岛自武王灭商,遗臣箕子率五千商民东迁,建立“箕氏侯国”以来,便与中国有着割不断、剪不断的联系了。

箕子受封建立朝鲜箕氏王朝后,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转眼八百年过去了,中原已经大乱,经历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统一及二世大乱后,汉高帝刘邦于长安建立大汉帝国,高帝十一年燕王卢绾反,次年,事败,将军卫满出奔“箕子朝鲜”,卫满率领部属刚来朝鲜时,得到朝鲜王箕准的礼遇。箕准拜他为博士,赐给圭,封给西部方圆百里的地方。箕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卫满,来为他守护西部边境。然而卫满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利用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引汉人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

后来羽翼已丰的卫满,派人向箕准假传汉朝要派大军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来守护。箕准不知是诈,许诺了卫满的请求。于是卫满趁此机会,率军向王都王俭城(今朝鲜平壤)进发,一举攻占王都后,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箕准战败后,逃到了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

卫氏王朝建立后,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与西汉燕地相邻。此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天下初定,辽东太守经汉廷批准,主动与朝鲜国王卫满相约:卫满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卫塞外,不使汉朝边境受到侵犯;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扰。作为回报,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而卫满对于秦末的中原大战仍然心存余悸,因而在拥有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并不主张重回故里。他选择了亲近汉朝的策略,向惠帝、高后上表,愿意永为外臣,在朝鲜这块天高皇帝远的小地方,过自己的日子。

有了西汉藩属外臣的身份和汉廷的军事、经济的支持,卫满便开始不断地侵凌和征服临近小邦,真番、临屯都主动前来归顺,卫氏政权的势力因此迅速膨胀,领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

卫满逝世,正当壮年的卫蒙继承了他的位置,此时的大汉朝正是汉文帝当政,政局平和,国力日益强大,而匈奴则出现了不世明君——冒顿单于。此时的汉朝对匈奴采用的是和亲策略,尽量避免和匈奴的冲突,两国尚算得上和睦。卫蒙虽然年轻气盛且野心勃勃,但是在这两大强大的邻邦的压制下,也只能采取两面交好,从中牟利的策略。每每乘着这两方不注意时,悄悄收服邻近的一些小国。等到卫满的孙子右渠成为朝鲜王时,更是大量招引汉人流民,以此来扩充卫氏政权的实力;而随着卫氏势力的日益雄厚,右渠不但自己不肯再向汉朝通商朝贡,而且还阻碍邻近真番等小国与汉朝通商朝贡。汉武帝元朔元年,朝鲜半岛小番君南宫等,因不满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众二十八万归降汉朝,汉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

元封二年,汉武帝为加强与卫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派涉何为使节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改变对汉朝的不友好政策,结果无效。卫右渠的具体回复如何不详,汉史称“终不肯奉诏”,涉何对出使没有结果非常气恼,在回国途中,将随从护送他出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诡称“杀朝鲜将”,并飞报汉武帝以邀功。武帝不但没有责怪涉何,还嘉勉他的冒险精神,并任命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右渠王对涉何怀恨在心,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这便是著名的“涉何事件”,涉何的荒唐和卫右渠的愚蠢,使之成了汉武帝发动对朝鲜战争的导火线。

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将水军五万自齐跨越渤海,同时左将军荀彘将陆军自辽东南下,水陆两路击讨朝鲜,次年,陷其都城王俭城,卫右渠被他的部下所杀,卫满朝鲜灭国。大汉在原来的卫满朝鲜的土地上设立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

至此,帝国疆土东抵日本海,南吞交趾,西逾葱岭,北达阴山,汉地范围囊括千里。这种情况下,匈奴且鞮侯单于虽然一度试图努力复兴匈奴,但显然大汉并不会坐视匈奴复兴。且鞮侯单于初立时,因恐汉兵乘机进袭,将从前所拘汉使路充国等人释归,企图与汉和解。而大汉为缓和彼此关系,同时着力经营西域,于是令中郎将苏武携带大量财物馈单于。时值浑邪王姊子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事泄,牵连苏武。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引刀自杀,卫律召巫医救活苏武后,试图招降苏武,苏武不从,于是被流放于北海,十九年方才归汉。此时,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师,威震西域,西域诸国多遣使献贡,于是汉因欲借其势慑服匈奴,于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遣李广利将兵三万出酒泉击右贤王。此战,李广利虽获斩杀万余人的战果,回师途中却被匈奴大军围困,险遭覆灭,而配合李广利出征的骑都尉李陵所率五千材官则全军覆灭,李陵兵败而投降匈奴。汉帝不甘,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7年),复使广利领大军出朔方,令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三万出五原,公孙敖出雁门,结果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北,自统兵十万列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十余日,不分胜负,汉军遂退。然而此战结束后不久,且鞮侯单于即病死,其子继位,是为狐鹿姑单于。

就在此时,大汉帝国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震惊一时的“巫蛊之祸”。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正月戊寅时,丞相石庆薨,武帝欲拜公孙贺为三公之首,因自汉高帝以来,丞相皆用列侯任之。故武帝于闰三月丁卯封公孙贺为葛绎侯,并诏其续任丞相之职。然而当时朝廷正值多事之秋,对大臣的要求及监督非常严格。自丞相公孙弘老死任上之后,李蔡、庄青翟、赵周皆因罪自杀,前任石庆虽秉承其家严谨作风,亦数次受到武帝谴责。公孙贺害怕自己不能担此重任,一旦有所纰漏恐将祸延于身,不肯受丞相的金印紫绶,见武帝生气后才不得已拜受。但公孙贺升任后,太仆之位空缺。于是,武帝又将自己的外甥、时为侍中的公孙贺与卫皇后姐姐卫君孺所生之子公孙敬声擢升为太仆,由此,公孙一氏颇为皇帝所宠。

可是公孙敬声居九卿太仆之高位,但其凭借着母亲卫君孺是皇后的姐姐,行事骄奢不守法纪,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公孙敬声擅用北军军饷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之后,公孙敬声被捕下狱。这时,汉武帝下诏欲抓捕的阳陵人朱安世却迟迟未能归案,公孙贺便请命此差以赎公孙敬声的罪过。武帝答应此请。

朱安世下狱之后,出于报复,在狱中上书诬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于是公孙贺父子皆下狱死,此事还牵连阳石公主和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另一个女儿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平侯卫伉。史载,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其实武帝天汉年间,大汉帝国境内正在流行疫病,而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由于当初大汉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进讨,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巫术。而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而疫病也随得胜归来的王师传回长安。当初冠军侯霍去病在24岁的青壮之年早夭,一种说法也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而从张华《博物志》记载的“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来看,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之下,长安已经不能幸免,乃至于宫中都有疫病,汉宫之中,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所谓“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 “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故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自然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了。《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而晋灼注:“搜‘巫蛊’也。”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巫蛊之案。

其实公孙贺家不是第一个倒霉的,卫青的好友公孙敖,就在太始元年春正月,坐妻为巫蛊,而被腰斩。此后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汉武帝于建章宫时候,看到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是不寻常的人,便命人缉拿。然而该男子弃剑逃跑,侍卫们追赶,未能擒获。汉武帝大怒,将掌管宫门出入的门候处死。冬十一月,汉武帝征调三辅地区的骑兵对上林苑进行大搜查,并下令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索,十一天后解除戒严。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公孙贺案。

然而公孙贺案发时,由于武帝已染病,史载“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故而皇帝以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其为澎侯,让其与御史章赣来处理此事,而参与此案的还有一人,那就是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由于在任上时,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史载当时,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此时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的武帝之所以任用江充等人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是因为当时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在京师长安,大都是以左道旁门的奇幻邪术迷惑众人,无所不为。一些女巫来于宫中,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因相互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帝、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将被告发的人处死,后宫妃嫔、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被杀数百人。而有一次,皇帝在白天小睡时,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他,霍然惊醒,从此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于是认为自己被诅咒了,而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担心皇帝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根据《汉书·江充传》的记载:“(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而江充 “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这些“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而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史载,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夜间守祷祝及自称能见到鬼魂的人,又命人事先在一些地方洒上血污,然后对被捕之人进行审讯,将那些染上血污的地方指为他们以邪术害人之处,并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于是百姓们相互诬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则每每参劾别人为大逆不道。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共有数万人。对此《汉书》记载为:“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案子越查越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而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瘥(chài,病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于是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地扬言:“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对此,《汉书》颜师古注引记载:《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想要面见当时正在甘泉宫养病的汉武帝,但是每次都被江充和黄门内侍苏文的手下挡了回来。苦于无法自辩之时,太子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于是太子刘据亲自监杀江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并将江充手下的巫蛊术士尽皆烧死在上林苑中。

此后太子派侍从门客无且携带符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将一切禀告卫皇后,又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纷纷传言“太子反”。然而百密一疏,苏文却是侥幸脱逃,其至甘泉宫,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派使者召太子,但是使者不敢进长安,于是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信以为真的武帝大怒,便派遣丞相刘屈牦发兵镇压。

史载,太子杀江充时,丞相刘屈氂闻变,挺身逃,连丞相的印绶都丢掉了,他派长史乘驿站快马奏报汉武帝。汉武帝问道:“丞相是怎么做的?”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消息,未敢发兵。”但天子却是大怒,称:“事情已经这样沸沸扬扬,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难道周公能不杀管叔和蔡叔吗?”于是乃赐丞相玺书,并授意“捕杀叛逆者,朕自会赏罚分明。长安城内作战,应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兵卒。同时应该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长安城!”

而与此同时,太子在长安城内也宣言告令百官“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但此时,汉武帝已自甘泉宫返回长安,在城西建章宫中诏发三辅附近各县的兵马,部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归丞相兼职统辖。而太子则派使者假传圣旨,将关在长安中都官狱中的囚徒赦免放出,命少傅石德及门客张光等分别统辖;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符节征发长水和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此时,侍郎马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故对胡人们说“节有诈,勿听也!”继而将如侯斩首,又引胡骑入长安,并发征调船兵楫棹士,交给大鸿胪商丘成统帅。当时汉节是纯赤色,所以太子持赤节,而皇帝所发的符节上,则改加黄旄加上以相别。

此后,太子刘据来到北军营门之外,站在车上,将监北军使者任安召出,颁与符节,命令任安发兵协助,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于是刘据带人离去,纠集长安四市数万人,于长乐宫西门外与丞相刘屈氂所率大军相遇,双方鏖兵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由于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人不附太子,而丞相则附兵浸多。

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正率兵把守城门,因觉得刘据与汉武帝是父子关系,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刘据得以逃出城外。刘屈氂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刘屈氂说:“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能擅自斩杀呢!”于是刘屈氂将田仁释放。

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的人,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令,你为什么要擅加阻止?”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而死。此后,武帝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卫皇后玺绶,卫皇后亦因不能自明而以死明志。黄门苏文、姚定汉舆置公车令空舍,盛以小棺,将卫皇后葬在城南桐柏。

而任安在这次动乱中采取观望态度,既不应太子,也没有出兵平叛,这种对朝廷怀有二心之人不可留,于是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而马通因擒获如侯,被封为重合侯。而众太子宾客一律处死,此外凡是跟随刘据发兵谋反的,全部按谋反罪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太子胁迫的,一律放逐到敦煌郡。

此时皇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曰:“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这话的意思是说,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又说“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

汉武帝见到上书后有所醒悟,并有悔意,但却未赦免太子。而此时,太子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一户贫穷人家,户主常卖屦以奉养刘据。当时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刘据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初八),县令李寿和官卒张富昌率众前围捕太子,刘据自己估计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而户主则与两位皇孙在搏斗中一同遇害。此后,李寿、张富昌两人随后带着刘据尸体进京领赏。汉武帝感伤于刘据之死,便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武帝对巫蛊之事有所察觉,当时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而且汉武帝也颇知太子刘据是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无他意。此时,看守太庙的郎官田千秋正在此时上书讼太子冤,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失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子擅弄父兵器,其罪仅止于笞刑。太子有误杀人,是什么罪呢?臣梦见一白发老人对臣所言)。”武帝大悟,于是将太子被逼起兵之事定性为“子弄父兵”,同时召见田千秋,并颇有深意地说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在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的同时,皇帝愤而族灭江充及刘屈氂全家,焚苏文于横桥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尽皆族灭。

此后,武帝痛惜太子无辜,于是在爱子丧生的湖县修建思子宫以及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此举令天下唏嘘不已。很显然,戾太子一案极大刺激了晚年的汉武帝,促使他颁布轮台诏,对自己过去几十年间的作为进行自我反思,并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并为昭宣中兴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平反太子案的同时,转手报复当初参与谋害太子的丞相刘屈牦等人,却也带来了汉军的一场大败。

史载:“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长)何忧乎?’”就在李广利受命出兵五原伐匈奴后不久,内侍郭穰密告丞相刘屈牦夫人诅咒汉武帝,并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后刘屈牦被腰斩于东市,其妻则是枭首华阳街,李广利妻子被下狱。

最初,李广利对京中情况并不知,匈奴狐鹿姑单于听闻汉军重兵压进,于是将匈奴的辎重尽数徙往赵信城北面的郅居水,而左贤王也将部落迁徙至余吾水六七百里外的兜衔山下。单于本人则率精兵在姑且水(乌兰巴托西南)列阵以待。

与此同时,御史大夫商丘成走疾道,未见匈奴军而返。匈奴使大将与李陵率三万余骑追击商丘成军,至浚稽山,与商丘成转战九日,汉兵攻破匈奴,斩首众多。战至蒲奴水,匈奴军见战局于己不利,收兵而回。而重合侯莽通则率四万骑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率二万余骑对阵汉兵,但是见汉军兵强马壮,于是收兵避战。莽通无所得失。可是途经车师北时,由于担心车师国阻碍,莽通遂令开陵侯成娩率军中楼兰、尉犁、危须等西域六国兵,攻车师,以扫除大军前进的障碍。于是六国兵将车师团团包围,车师投降,臣属于汉,此路大军俘车师国国王和大量民众而回。

而李广利亲率的大军则与匈奴主力大战,史载匈奴派右大都尉与卫律率五千骑兵在夫羊句山狭备战汉军,李广利遣属国胡骑二千与匈奴军接战,匈奴败退,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击至范夫人城,匈奴四散奔逃,不敢与汉军对抗。但也就在此时,李广利听到家中妻儿因巫蛊被捕收监的消息,既忧又怕的李广利出于恐惧,竟以数万汉家儿郎的生命为赌注,盲目进军,以求侥幸,遂挥师北进,深入匈奴,直至郅居水。此时匈奴大军已离去,李广利遂以护军率领二万骑,渡过郅居水,继续向北进军,一日,汉军与匈奴左贤王相遇,两军接战。汉军大胜,杀匈奴左大将,斩首众多。

此时,长史决眭都尉煇渠侯密议,认为李广利不惜全军安危以求立功赎罪,恐怕必然招致失败,于是便暗中策划将李广利扣押起来,以阻止其盲目冒险。李广利觉察了长史的策划,将之斩首,但恐怕军心不稳,发生骚乱,便率军由郅居水向南撤至燕然山。匈奴单于知汉军往返行军近千里,已很疲劳,便亲自率领五万骑兵袭击汉军,汉军死亡甚众。

李广利原想冒进,立功赎罪,却遭此大败,心情自然更沉重,又忧虑着家中老少的性命,一时间更是慌乱。结果匈奴趁汉军不备,于夜间在汉军营前悄悄挖掘了一条壕沟,深数尺,而后自后对汉军急击之。汉军遭匈奴军袭击,想出营列阵抵敌,却发现军营前有一条深沟,进退不得,军心大乱,遂惨败,眼见七万汉家儿郎就这样全部葬送,李广利不得不选择了投降。

史载李广利兵败后投降匈奴,狐鹿姑单于知道他在大汉身居高位,便将女儿嫁给他,对他的尊宠甚至超过了卫律。消息传到汉廷,武帝将囚禁的李广利妻儿家人,悉数诛杀,灭其全族。此后,由于卫律见李广利恩宠在自己之上,故而心生嫉妒,欲加害李广利。一年之后,卫律趁单于母阏氏生病的机会,遂买通巫师,让巫师谎称病因是因为先单于过去出兵攻伐汉时,曾发誓一定要捉住贰师将军李广利用来祭神,而今李广利已在匈奴,为何不杀了祭神?现在先单于正发怒责问此事,故而降罪于阏氏。单于对巫师的话信以为真,便将李广利杀掉,用以祭神。

史载,李广利原以为用屈膝投降可以换一条命,屈辱偷生,苟安于世,结果却遭此下场,因而临死时,怒骂道:“我死必灭匈奴!”其死后,匈奴接连数月雨雪不断,家畜死亡,百姓疫病不断,种植的黍稷也无法丰收,心惊不已的单于于是为李广利立祠室以祭祀。

自从李广利兵败投降,汉军丧师七万以来,匈奴的情况的确有所好转,至少匈奴在大汉的咄咄兵锋下,获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