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逝世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即成祖），便以靖难之名，举兵南下，夺取了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是非曲直，后人虽有议论，不过，这已是身后是非了。不想成祖逝世才二年，又发生了一场以叔夺侄的巨变，只是这一次却失败了。

成祖皇后徐氏，为中山王徐达长女，生下三个儿子：仁宗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

高煦身长七尺余，轻捷雄武，《明史》说他“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意思是生有异相，又说了他许多坏话，如凶悍轻佻，不肯读书，为他祖父所憎恶，又偷盗过他舅父徐辉祖的良马，在途中擅杀民吏和驿丞，总之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

成祖起兵时，仁宗留守在北京，高煦从战而为先锋。白河沟之战，成祖败退，差一点被南军大将瞿能追上，高煦率精骑数千，斩瞿能父子于阵中。后来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又亏得高煦率蕃兵而来。成祖大喜，说：“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挥骑力战，南军遂退。成祖屡濒于危而能转败为功者，高煦是出了不少力量的。成祖以高煦类己而自喜，高煦亦以此而自负。

成祖即位，谈到建储时，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因与高煦友善，常常赞扬高煦功高，并称为二殿下。成祖确是喜欢高煦而不喜欢柔弱的仁宗，丘福、王宁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但因仁宗是嫡长，只得立他为太子，而封高煦为汉王，建国于云南。高煦说：“我何罪，斥我万里！”不肯就国，要求和他儿子瞻圻同归南京。成祖没办法，只得依他。这又可见成祖对高煦的宠爱。

有一次，成祖命高煦和仁宗一同谒孝陵。仁宗身体肥重，又患足疾，由两个太监掖之使行，还常常滑跤。高煦跟在后面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这时宣宗为皇太孙，也在后面应声说：“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这时成祖还在，宫闱骨肉之间，已经紧张到这个地步了。

永乐十三年，将高煦改封青州，又不肯去，还做了种种不法事情。成祖大怒，将他改封山东乐安州。高煦自然更加怨恨。

成祖逝世，仁宗即位，但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病情不明，可能是纵欲。于是由宣宗即位，改元宣德。高煦便决心谋反。宣宗遣太监侯太持书劝说。高煦南面而坐，令侯太跪下，大言曰：“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指成祖）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汝循营视汉士马，岂不可洸洋天下耶？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明史纪事本末》）。”他的所谓奸臣，指夏原吉等。宣宗为皇太孙时，原吉曾入宫辅佐。他的口吻，和成祖靖难时如出一辙，也是以声讨奸臣为名，而以夏原吉为首。

宣宗乃召大臣商议，第一个劝宣宗亲征的是杨荣，宣宗有难色，夏原吉说：“独不见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宣宗之意遂决。

李景隆是建文帝的大将，在山东与燕兵作战时大败而还。谈迁《国榷》卷十九，引高岱语，有一段很中肯的解析：“高煦之征，役不逾时，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功之速哉？盖鉴前事之失而得处置之宜也。靖难师起，李景隆、盛庸，以百万之众而屡衄者，岂其势之不敌哉？人怀观望之心，而士无必死之志耳。使宣宗不决计亲征而命将出师，人将惩往策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宣宗之英武，听言能断，讵建文君所能办耶？”

高煦起先很有把握，以为一定能够成功，像他父亲那样进京为帝，后来听到宣宗亲征，才始害怕，但高煦的根据地只是乐安州，一个小城，这与成祖当年的实力也是不能比拟的。

后来大军围城，城中通宵火光烛天，高煦只得出降。群臣请处死刑。宣宗说“彼固不义，祖训待亲藩自有成法”，并命太监颈系高煦父子赴北京，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安门内逍遥城中。

宣宗回至单桥，尚书陈山迎驾，言曰：“赵王与高煦共谋逆久矣，宜移兵彰德，擒赵王。否则，赵王反侧不自安，异日复劳圣虑。”群臣亦以为请。宣宗说：“先帝友爱二叔甚。汉王自绝于天，朕不敢赦。赵王反形未著，朕不忍负先帝也。”可见当时有野心的不止高煦一人，这与成祖当年谋反时，周王朱之有阴谋也很类似。

高煦如何死的？《明史·本传》只说“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诸子怎么会相继皆死？《明史·诸王世表》又说是焚死，其妻韦氏及九子俱从死，详情亦不明。据陆容《菽园杂记》卷九云：“煦锁絷逍遥城，一日，宣宗往其处熟视之，煦出不意，伸足勾宣宗仆地，宣宗因命壮士舁铜缸复之，重三百斤，积炭其上然之，火炽而人铜俱镕矣。”高煦是恶性的发泄，有人说宣宗太残忍，但高煦也是咎由自取，他是存心送命的。

高煦之反，很自然会使人想起燕王之反，区别就在一处囚室，一临金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云：“虽然，高煦之后，寘、宸濠，反者踵起，岂前车之鉴，不足以慑天诛，抑靖难之风，若或贻以家法。盖观于汉庶人之变，而叹蜾蠃之类我也。”这是在嘲讽成祖的作俑。谈迁《国榷》评云：“文皇帝矫虔大宝，开端觊觎。高煦乘其材勇，乐祸而敢战，焉称兵。事成曰靖难，事败曰贼，尤而效之，所必至也……昔徐辉祖告建文帝曰：‘高煦勇悍无赖，非唯不忠，抑且叛父。’由今言之，煦盖效父者，奈何独蒙恶声哉？”谈迁编《国榷》，在明亡以后，所以话也可以说得痛快了。高煦是失败者，也便是乱臣贼子，人人都可痛骂的，谷、谈只是借高煦作陪客而已。实际上大家对成祖之起兵及杀戮建文诸臣，一直是胸怀不平的，一有机会，便要喧宾夺主，针对文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