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居京二年又四月，举措多不可知，概言之，谓从此走入下陂之途，谅无大误。昔人言，日中则昃，盛极则衰，二者实不可以相况也；日月运行为自然之规律性，不可以外力改造，盛衰为社会变化性，合群众力量，可使之适应而转移。物必有腐，能推陈出新，则不至于全腐，巢之失败，自是人事不济，无可讳言。

于时，前庞勋部诸葛爽领代北兵马驻栎阳，来降，巢授为河阳节度① ，又河中留后王重荣初受命而旋叛，巢遣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击之，大败，失粮仗四十余船② 。

中和元年（八八一） ，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邓州。三月三日（辛亥） ，克之，遂命镇守，以扼荆、襄。巢先遣将王晖召凤翔节度郑畋，畋斩晖，乃使林言、尚让、王璠率众五万攻凤翔，欺畋文人，不设备，陷于伏，畋军追击至岐山之龙尾陂，损失万计③ 。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众无所归，畋乘胜收集残余，与泾原节度程宗楚、秦州节度仇公遇等结盟，（据《旧 ·畋传》檄文） 移檄反抗。邠宁将王玫据邠州应义师，巢即以为节度④ ，旋被别将朱玫所杀，复附于唐。于是反动军队云集畿辅，北面则唐弘夫以泾原之师屯渭北，易定（即义武） 王处存屯渭桥，东面有河中王重荣屯沙苑（同州） ，西面有鄜延节度李孝章、夏州节度拓拔思恭屯武功⑤ ，邠宁朱玫屯兴平，郑畋屯盩厔，义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危险形势，诸葛爽亦以河阳叛⑥ 。

四月，宗楚、弘夫等在兴平、咸阳（在兴平东） 再胜⑦ ，直逼京师。五日（壬午） ，巢潜军东出，伏灞上⑧ ，宗楚、弘夫、处存等军入京⑨ ，士无部伍，分占第宅，竞掠货财、妓妾，巢诇知其无备，十日（丁亥） ，分门复入，大败官军，杀宗楚、弘夫⑩ ，军势复振，处存率残部还营11 。十三日（庚寅） ，又败思恭、孝章于三桥12 ，部众上巢尊号曰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巢怒百姓迎官军，下令洗城，凡丁壮皆杀之。唯时，东南外围不知长安确息，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皆弃城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五月，忠武监军杨复光将忠武等兵八千人败朱温，复取邓州，追温至蓝桥（在蓝田关南） ，昭义节度高浔13 又合重荣取华州，于是南路同感威胁。六月十五日（辛卯） ，王璠围兴平，朱玫退屯奉天14 。七月，孝章、思恭进壁东渭桥，遣朱温拒之15 。八月，巢将李详败高浔于石桥，复取华州16 ，即授详华州刺史，浔退至河中。九月一日（丙午） ，尚让、朱温败孝章等于东渭桥17 ，十一月一日（乙巳） ，孟楷又进袭之于富平，孝章、思恭各引还本道。

中和二年（八八二） 二月一日（甲戌） ，朱温再取同州18 ，以温为刺史19 。维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耕耘荒废，义师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屑树皮充食，或以金玉买人于官军，每口直数十万20 ，山砦避乱者多为诸军所执卖。《秦妇吟》云：“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长安革命军之处势，至是几同于瓮中之鳖。

同时，唐朝为都统郑畋去岁被大将李昌言逼走，高骈不肯出兵，改用首相王铎为都都统21 ，从新部署其攻围队伍；铎自将山南、剑南军屯灵感祠，重荣、处存屯渭北，孝章（保大军） 、思恭（定难军） 屯渭桥，朱玫屯兴平，复光领忠武军屯武功22 。巢号令所行，不出同、华，义军内部，开始崩溃，潼关守将成令瓖首率众四万人、马军七千骑擘队奔逃，南投高骈23 。

五月，围奉天节度齐克俭于兴平24 。六月，尚让攻河中，破重荣于河上，遂拔郃阳（今同名） ，进攻宜君砦25 。七月，攻武功26 。

义军内部裂痕，至朱温降唐而益著。时唐河中军粮艘三十，道出夏阳（今韩城） ，温劫取之，重荣率众三万来援，温惧，凿沈其舟。河中军悉众来围，温数请济师，知右军事孟楷抑不报，九月十七日（丙戌） ，温杀其监军严实27 ，帅大将胡真、谢瞳28 举同州降重荣，唐授为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29 ，赐名全忠，李详素与温善，巢遣人杀之，使其弟邺代为刺史30 ，十一月，详旧部王遇等逐邺，以华州降唐，唐授王遇为华州刺史31 。

仙芝遇沙陀而惨败于江陵，巢遇沙陀而惨败于长安，前后如出一辙，江陵之败，注定仙芝的末路。“鸦军至矣32 ，当避其锋”，（语见《通鉴》） 义师既患内馁，分当先谋自处之道；况同、华失守，左翼洞开，敌人有随时渡河的可能，如度无力阻止，则应姑避其锋，此稍谙兵略者之所知也，而巢竟如毫无感觉者。先是，中和元年三月，代北监军陈景思言于唐，请招沙陀李国昌、克用父予以拒巢，克用至河东，与节度郑从谠交恶，转掠诸州，事经年余，畿辅部队与义师相持，无敢力战，杨复光等再提前议，说王铎召克用，一面谕从谠示意。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骑33 ，经岚、石路趣河中，十二月，自夏阳渡河。中和三年（八八三） 正月，破巢弟黄揆军，二日（己巳） 进屯沙苑。二月十五日（壬子） 再进至乾坑34 ，林言、尚让、赵璋等率众十万，与克用战于成店，大败，死者数万，被追至良天坡35 ，惟王璠、黄揆乘隙取华州。廿七日（甲子） ，克用围华，堑栅以环之36 ，三月六日（壬申） ，尚让引兵往援，败于零口37 ，廿七日（癸巳） ，克用拔华州，揆率众出走38 。四月四日（庚子） ，沙陀、忠武、河中、义成、义武等军合趋长安，义师拒战于渭桥，大败而还39 。先是，义师发兵三万扼蓝田道，阴作退走计，八日（甲辰） ，巢率部出蓝田七盘路，入商山东走40 ，克用自光泰门先入41 ，诸军大肆虏掠。

五月，前锋孟楷攻蔡州，节度秦宗权降42 。楷移兵攻陈州，刺史赵犨逆战，生斩楷，巢怒，六月，悉众攻陈州，营于城北五里43 ，为持久之计，旁略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濮、徐、兖等州。于是感化时溥、宣武朱温相继为陈助44 ，犨又求援于克用，唐廷亦诏克用出兵。（见《旧 ·纪》） 时关东仍岁大饥，木皮革根皆尽，至俘人为食。十一月，宗权围许州。十二月，温败巢军于亳之鹿邑，遂取亳州（宣武辖） 。中和四年（八八四） 二月，克用出师援陈许45 ，为河阳诸葛爽所拒，三月十三日（甲戌） ，移军自蒲陕济河，东下洛阳、汝州，四月廿四日（甲寅） ，次汝州46 。时尚让屯太康（陈州北） ，黄邺屯西华（陈州西） ，稍积刍粟（《旧 ·纪》） ，廿九日（己未） ，沙陀分兵攻太康、西华，卅日（庚申） ，让、邺皆走，退保郾城47 ，巢本人亦解围，退军故阳里（陈州城北） ，革命军围陈，至是已逾三百日矣。

五月三日（癸亥） ，巢引兵西北趣汴州48 ，七日（丁卯） ，次尉氏49 ，八日（戊辰） ，至中牟北王满渡，半济汴，沙陀奄至50 ，杀伤万余，义师大溃；尚让率部万人归时溥，别将杨能、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降朱温51 。巢挟残众，逾汴而北，九日（己巳） ，又被克用追败于封丘，获巢之幼子，巢东走，只余千人。十日（庚午） ，克用仍紧追不舍，过胙城、匡城（均属滑州） ，一日夜行二百里，至冤句，以马乏而还52 。巢众散入兖、郓界。二十日（庚辰） ，溥遣李师悦、陈景瑜等追巢53 ，六月，郓州节度朱瑄破之于合乡（地属滕县） ，十五日（甲辰） ，师悦等又败之于莱芜县北54 。十七日（丙午） ，巢行至泰山狼虎谷55 之襄王村，追者已逼，巢嘱林言斩之，言不忍，巢遂自刎，言斩巢兄弟邺、揆等七人首56 ，并巢妻子将诣时溥，遇太原、博野军，并杀言。巢自起义至亡，计先后十年57 。

巢之姬妾，械至成都，僖宗宣问何故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即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此一段故事，司马光引自张 《锦里耆旧传》，其答辞当然经过文饰，然义烈之气，已活跃纸上。巢一门群从，胥以革命牺牲，更有此从容就义之女子，是值得大书特书者。巢之从子浩，巢死后率众七千，游击江、湖间，自号浪荡军。天复初（九 〇一） 始为湘阴恶霸所刺杀云58 。

巢自仙芝死后，独树一帜，领导革命，从滑、濮南下，而淮南，而两浙，而闽，而粤，再经桂、湘，入江陵，顺流而下，至于赣、皖，阅时仅两年，走过唐代十道的七道（河东、陇右、剑南除外） ，前清十八省的十三省（山西、甘肃、四川、云、贵除外） ，行一个万里以上象 字形的大圈子，不徒明代以前任何革命首领未尝作过如此大冒险，即近而太平天国，专就此一点而论，亦未能与之媲美。当革命队伍进行时候，曾预备循浙海以达福州，曾穿越长七百里之山道，曾建造数千条转运大栰，技术是如何优长，精神是如何无畏。方其从汝州推进，仅及一月，便踏平两京，进展是如何迅速。初至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军容是如何壮整。“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货财”，入东都之日，“坊市晏然”，以被视为“草贼”之队伍，本极不容易博得如此称誉，而尚幸有少许公论，流露于历史行间，我相信巢所领导之革命队伍，仍有不少可歌可颂之事迹而弗克传今者。

关于革命军之政令，获得材料无多，只如在广州布告，“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到长安时，“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尤憎官吏”，要其大旨，无非禁止贪污，维持纪律，镇压反革命，都是革命分子应做之事。

史籍上屡次说巢拟降唐，此许是处紧急关头暂谋缓兵之计，论史者分应原情略迹；《续宝运录》曾称巢“并所赐官告并却付（仇） 公度”，（《考异》二四引） 方是真情之表现。

总而言之，巢性坚定，有忍耐，富于冒险精神，不肯屈服妥协，终于为革命事业而光荣牺牲，惟具此优良品质，故能领导群众，达于十年。

然而巢终至失败，任何事业之失败，必自有其原因。现在所见记载，都属外间作品，未尝有局中人揭露其内幕，论列时少不免犯隔靴搔痒之病，今姑结合片段材料，试作表面批判，以供讨究。

第一失着在入长安后，不立作斩草除根之计，此点前文已经指出。朱温移唐祚之未尝十分棘手者，就在首清宦官、次摧朝士以剪其羽翼，温固非革命，然演出手段，却能抓紧重点。

第二失着在物质引诱，革命变质，结果使到队伍沾染城市之腐化，减低作战之士气，另一方面又招致及加深群众之反感。原夫纯洁队伍，是极为难办之事，何况于中古时代统领数十万大军，《新·传》所称“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破坏纪律，总或不免。浸渍于享乐者日深，斯奋斗之雄心锐减，尚让以万人而倒戈，林言以献首而冀免，即最为密切之伙伴，亦已不知革命与反革命两无并存59 ，此皆入城腐化之恶果也。关中转粟为李唐二百多年之艰巨问题，夫岂毫无所知，今无论江淮非巢有，潼关以东未打通，甚而长安一隅，亦经常处于三面包围之劣势，纵使太仓少有储积，焉能久支。驯至关辅百姓，饿死沟壑、析骸而食，不特未解倒悬，抑且加深荼炭，招致群众之反感，势所必然，《史话》云：“但农民军没有抓紧这一个胜利的时机，展开军事的进攻，还是苟安在长安拖延岁月，集结几十万武装，来困守着一个京城，外面又没有粮饷的接济，即使敌人不进攻，旷日持久，也会自行崩溃的”60 ；其批判良自不误，然犹未也。黄河流域是唐代节镇布置最密之区，亦即反动军队最为集中之地，彼辈虽未必替李家出死力，却肯为自己争地盘，试看黄巢移向江淮，势如破竹，回到北陆，掣肘便多，其中消息，自可参透。关中有同釜底，当日环境条件，断非适应于义师指挥作战之地，既见情景不同，即应跳出重围，避实就虚，别谋立足，尤其成令瓌、朱温等内部崩溃，更须移师整肃，以固本根，今乃临到鸦儿军将至、伯有相惊之际，始狼狈以去，此无他，对繁华诱惑恋恋不舍，沉醉于帝皇将相之错误观念有以使之也。《旧·传》称巢攻陈州时，为营象宫阙之制，正可表示其思想变质；《史话》翻谓其采取机动战略而后安全退出长安61 ，吾斯未之信。

图三 黄巢南北大转战经途略图（用近世地名注明）

第三失着在盲目打击，结果不仅不能分化敌人，且促使敌人之合以谋我。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乃万劫不磨之格言，长安退出，无论有无计划，形式上总是表现失败，为欲挽回颓丧之士气，必须夺取别一较为安全之据点以休养生息，再振军心，今据《旧·纪》言，孟楷攻陈，刺史赵犨临阵斩楷，巢惜其死，遂怒而悉众攻陈，是负气之行动也。陈处颍水中游，本四通八达之区，无险可扼，然使稍攻不下而弃去，斯亦可矣，乃环攻逾十个月62 ，非特不培养士气，又从而挫抑之，顿兵坚城，犯兵家大忌，且重蹈卧困长安之覆辙，何也？《史话》云：“……收降了淮蔡节度使秦宗权的一枝劲兵。这时如果能长征到江南富庶之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可以重新储备革命力量的”63 ；我以为尚可补充者，高骈坐拥淮南，毛羽自惜，且与浙西周宝不协（参《笔耕集》一一） ，两浙复相恶（浙东刘汉宏，参《吴越备史》一） ，诚能利用其分化，何难观衅以待时；不此之图，而乃争胜于意气之间，此是何等蠢笨行动。复次，唐末方镇非遇利害切身，多求自固吾圉，苟明乎此种情势，则新败之后，自不应多树敌以自困；唯巢要苦攻陈州，军中所需，迫得旁掠他郡，《时溥传》云：“及黄巢攻陈州，秦宗权据蔡州，与贼连结，徐、蔡相近，溥出师讨之。”（《旧书》一八二） 是即盲目攻击而树敌自困之一例也。

第四失着在无能灵活运用其战略。闲尝谓巢前半期之成功，由于流动作战，后半期之失败，由于不流动作战；然非谓必流动而后可以成功也，要看其适应与否。盖革命军初起之际，根据薄弱，自须采我之长，攻人之短，及夫声势浩大，差能立足，又须略谋变通。当其未入长安之前，所过之郡，不下数十，未闻拣选较形胜之雄镇，派重兵驻守，作为后方老本营。而革命期中，逗留稍久者长安余二年，陈州几一年，然此两地又非当日适于久据之区也。失败最足以消磨志气，唯无老本营，故东出蓝田，流离失所，一败涂地，未始无因。抑义师所畏者沙陀骑军，骑军利平原不利山泽，诚能先期向南或西南方避去，即使暂无发展，要可保全实力，如黄浩之游击湖湘多年。顾竟不能摆脱乡土观念，敌从北来而我偏向北冲，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智未免出项羽之下矣。

第五失着在不能组成立场较稳之基本干部。常言孤掌难鸣，革命偌大事业，非可以由个人或少数人包办，必须挑选及训练一班缓急可恃之人材，临到危难之时，方不至树倒猢狲散。巢奔走革命，将近十年，可能接触之人，实非少数，然部下初未闻有如何杰出，足以继承大业，大抵多贪图富贵，可胜而不可败（如同州刺史王溥等） 。最先有秦彦、毕师铎、许勍、李罕之等降高骈，其次朱温降王重荣，而降朱温者又有李唐宾、葛从周多人，甚至久共患难之尚让，亦以汴水失败而倒戈，此后“巢愈猜忿，屡杀大将”，（《新 ·传》） 悔无及矣。狼虎谷末日，只落得一门殉难，而穷途相逼者还是尚让部下，质言之，即未有注意到识拔及栽培干部之失也64 。

注释：

1爽之降巢《旧·纪》在中和元年八月，当误（见《殿本考证》），今从《新·纪》及《通鉴》。《史话》云：“当时方镇大使先后向新政府投降的，有忠武军留后周岌，河中军留后王重荣，感化军留后时溥，平卢军留后王敬武，河阳军节度使诸葛爽。”（二二九页）按爽之河阳节度，系巢所授，（《旧书》一八二）非以河阳来降，《新·纪》实创其误，《玉泉子》称，“黄巢入洛，（邓厂）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所谓“巢寇又来”，即爽受巢命而来也。周岌其时已正授节度，非复“留后”（见《通鉴》），时溥至中和元年八月方为留后，王敬武又迟至二年九月（此据《新·纪》及《通鉴》，唯《旧·纪》系敬武留后于元年十月），时溥更无降附革命军之事迹，《史话》所叙，殊欠分明。

2此据《通鉴》。《旧书》一八二《重荣传》：“既而贼将朱温舟师自同州至，黄邺之兵自华阴至，数万攻之，重荣戒励士众，大败之……朝廷遂授节钺检校司空，时中和元年夏也。”按《通鉴》，元年四月，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旧·传》所记“元年夏”，系指授官时言之。

3龙尾陂或作坡，二字通用。《旧·传》《新·纪》及《旧·郑畋传》系此役于二月，《旧·纪》《通鉴》在三月，盖其事亘二、三两月也。领兵者《旧·纪》《新·传》著林言、尚让，《旧·畋传》及《通鉴》无林言而有王璠（唯《通鉴》此处作王播），《旧·传》只称尚让。“斩馘万计”见《旧·畋传》，《通鉴》作“斩首二万余级”。又《旧·传》中和二年有“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一段，实元年事之误编，只看其后接叙王处存一段，应属于元年（参下页注⑨），弘夫亦死于元年，便可比较知之，惟地点在兴平小异，当是四月进逼京师前之另一战役，应与《新·纪》所云四月“程宗楚……唐弘夫及黄巢战于咸阳，败之”之一段相当。

4《新·纪》二月下称“邠宁将王玫陷邠州”，似王玫为起义之唐将，巢因而授以节度；《通鉴》四月下谓“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恐未确。

5《旧·纪》，七月下作孝章；三月下讹孝恭，广明元年四月下作孝昌，《新·纪》作孝章； 《新·传》则孝章、孝昌并见（《新·党项传》亦作孝昌），《通鉴》作孝昌。又《旧·传》云：“鄜延拓拔思恭之师屯武功。”《殿本考证》谓“鄜延下当脱‘李孝昌夏州’五字”，是也。

6《史话》云：“感化军节度使时溥、河阳军节度使诸葛爽都先后叛归了唐朝。”（二三二又二三六页）按溥未尝降巢，见前文注①，且溥八月才自为留后，三、四月时尚是牙将，尤征《史话》之无稽。

7《新·传》云：“于是中和二年二月也。”《通鉴考异》辨之云：“《旧·纪》《旧·传》《新·传》皆云弘夫败在二年二月，《惊听录》《唐年补录》《新·纪》《实录》皆在此年四月，《新·纪》日尤详，今从之。”按《旧·纪》二年书弘夫胜，处存败，《旧·传》亦只言二年处存败，《考异》所辨，尚欠分明。关于兴平或咸阳之役，已引见前文注③。

8《旧·纪》称“贼伪遁去”，《新·传》称“巢窃出至石井……巢伏野，使觇城中弛备”，是巢为有意空城以诱官军；《通鉴》最初只言“黄巢帅众东走”，未免掩盖当时真相。

9宗楚、弘夫入京，只见《新·纪》《新·传》及《通鉴》，《新·传》《通鉴》兼及处存，《新·传》更增邠军（朱玫）。《旧·纪》《旧·传》误将处存事编入二年（前文注③），《旧·传》云：“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按《通鉴》五月始称忠武周岌叛巢，以兵三千付杨复光，《旧·传》所称“忠武之师”，是否先时援京所留下，来历不明，故从阙疑。《通鉴》叙入城事有云：“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鄜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史话》引文漏“恐”字，又误读“分其功不报”为句，“凤翔、鄜夏”连下“军士”为一小句，遂生出“把王处存、拓拔思恭也打得溃不成军”之误解（二三三页）。按凤翔指畋，鄜指孝章，夏指思恭，思恭并未参预入京之役，故三日后（庚寅）得与巢军战于土桥也。

10此据《新·纪》及《通鉴》；《新·传》只谓害弘夫，故后来王铎出总师干时，再见“程宗楚营京右”之记载。

11处存原驻渭桥，还营者还渭桥也；沙苑是重荣屯地，此次并未参与入京，则渭桥、沙苑两地恐未收复。《史话》云：“收复了渭北、渭桥、兴平、沙苑几个军事据点。”（二三三页）殊有言过其实之处，参本页注12。

12《新》二二一上《党项传》称：拓拔思恭“次王桥，为巢所败”，王桥殆三桥之讹。在京城西，见《通鉴》二三一兴元元年注。

13周连宽认高浔是高劭之误，举出二疑、三证，因之，又以《旧五代史》二○之高劭为高劬之误，（同前引文四一—四三页）其错盖由于确定高浔即高劭而起。唐代许多将相，两《唐书》皆未立传，尤其唐末无实录可据，浔之无传，并不可疑。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一二之《报昭义成璘》，系迎取浔之家口，一五之《为故昭义仆射斋词二首》，又是祭浔之作，周疑“《笔耕集》毫不提及”，实缘彼先确立“高浔即高劭”之错误前提而引生。所提三证，今不必逐一条驳，只举两项反证，便知浔、劭各为一人，断乎其不能并合也。“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故昭义侄孙仆射及二孙子敬设斋于法云寺”，（《笔耕》一五）则浔是高骈侄孙，“臣堂侄男劭”，（同上五）则劭是骈之堂侄，二人世系相差一代，浔、劭不能强并者此其一。浔于咸通九年已为安南都护，乾符六年二月由陕虢观察转昭义节度，固周氏所承认之事实；劭官则《奏侄男劭华州失守请行军令状》云：“比在河中司录，得受李都指挥，领昭义之甲兵，收华州之城邑……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荣金紫，位忝星郎，始离蒲坂之具寮，遽假莲峰之通守。”（同上）比在二句言李都节度河中时，劭为蒲州司录参军，服荣四句言其以收复华州有功，得赐金紫及检校郎官之职衔，且由司录参军超升为华州别驾（通守是隋末所设，位次于太守），由是言之，巢入京时，浔是检校仆射（从二品）、昭义节度，劭不过司录参军（七品），洊升之后，仍止四品，职位之高下悬殊。且《旧·纪》称以王徽代浔，贬浔端州刺史，若由别驾改刺史，则不是贬而是升，不能强并者此其二。周氏无非强调同是收复华州，同属昭义部队，同为高骈亲人，然只见其小同而未见其大异。领昭义两句犹言劭系收华州案内有功人员，论劭之官，此时已隶于重荣（重荣继李都为河中节度），论其军团，则高浔所部，劭在高浔与重荣联合领导之下，参加取华，初不定与浔为一人。骈文叙事，容有辞不达意，周既未细加分析，又把劭看作是取华之唯一领导人，故铸此错。抑浔于本年被杀，依周之解释，即劭于本年被杀，由是，对光启尚生之高劭，不得不别觅一高劬以为之代。按《旧五代史》二○《劭传》云：“高劭字子将，淮南节度使骈之从子也……唐僖宗避敌在蜀，骈镇淮南……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遥领华州刺史，光启中，以骈命遏晋公王铎于郑。”与《笔耕》之高劭，大致符合（只误别驾为刺史），而周偏谓其“毫不相类”。若高劬之官，则是“前鄂州都团练副使……始佐理于江阳，旋从知于寒壤”，（《笔耕集》四）与薛史所记弗符，而周偏断薛史之“劭”为“劬”讹，何也？窃尝合《奏华州失守状》及《劭传》观之，相信无论河中司录或华州别驾，都同于近世之挂名保举，未尝之官，《失守状》所云“旋见脱归”，只是门面转圜之语，周氏乃以比浔“奔河中”，则又误虚为实也。

14《旧·纪》系于八月，《新·纪》《通鉴》同作六月，《新·纪》且著日，故从之。奉天今乾县。依此，知兴平据点，亦至是始被义军攻克。

15参据《通鉴》及《新·传》。

16《旧·纪》误“同州”。

17月日据《新·纪》，《通鉴》本年下漏书九月，故读来一如八月之事。

18日据《新·纪》。《通鉴》云：“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唯《新·传》云：“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趋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据州以守。”刺史名与《通鉴》异。

19此据旧、新《传》及《通鉴》；《旧·纪》及《新五代史》一称为“同州防御使”。

20此据旧、新二《传》，《旧·纪》及《通鉴》作数百万。

21按铎为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或记在中和元年（八八一），或记在二年，各说不同（参《通鉴考异》二四）。今本《考异》说：“又《旧·纪》《旧·传》《新·传》铎止为都都统，《新·纪》作都统。”按今《新·纪》实作“都都统”（《考异》前文引《新·纪》同），《旧·纪》《旧·传》及《新·传》止作“都统”，今本显传刻之讹，应正作“又《旧·纪》《旧·传》《新·传》铎止为都统，《新·纪》作都都统”，也须这样改然后文气乃通。《考异》又称：“《实录》，初除及罢时皆为都统，中间多云都都统，又西门思恭为都都监，按时诸将为都统者甚多，疑铎为都都统是也。”一九五四年五月广州越秀山发见《王涣志》，志称；“初僖皇之幸蜀也，时王公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仍于统制有都都之号。”千年疑窦，得此志可以解决矣，说详拙著《从（王涣墓志）解决晚唐史一两个问题》。

22当日入援者如忠武、感化，都由别将统领，《史话》乃云：“当时王铎联合的兵力，计有忠武军周岌、威（感之误）化军时溥……”（二三六页）读者颇易误会为岌、溥身亲行阵，此则措辞失当也。

23骈 《奏诱降状》云：“草贼黄巢下擘队贼将成令瓌徒伴四万人，马军七千骑。右件贼徒元受黄巢指使，占据潼关，寻自擘队奔逃，所在烧劫，就中蕲、黄管内，最甚伤残……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领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讫。”（《笔耕集》五）状下文有与时溥交恶之语，令瓌拔离潼关，当是本岁春间或以前之事。

24《通鉴》云：“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不提克俭。按《新·传》有“齐克俭营兴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当系同一事件；但兴平在渭水流域，用“河”字颇易令人误会。胡注只言“时凤翔、邠宁军驻兴平”，亦未将《新·传》详细比勘。

25《旧·纪》及《通鉴》系于七月，《新·传》在六月。高骈《贺表》云：“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宜君县南杀戮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又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笔耕集》一，又卷六《贺状》略同）则宜君之役，似在五六月间。但《旧·纪》又云：“雨雪盈尺，甚寒，贼兵冻死者十二三。”（《新·传》《通鉴》同）六七月时都似不应有此大雪（是年闰七月）。

26《新·传》云：“七月，贼攻凤翔，败节度李昌言于涝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泾邠兵却，独凤翔兵固壁。”按涝水出鄠县，东北入咸阳，凤翔则在武功之更西，疑所攻者只凤翔军，非凤翔辖境，今节取之。

27《旧·纪》系温降于八月庚子朔，兹从《新·纪》及《通鉴》。杀监军严实见《旧·纪》及《通鉴》，《新·传》则称“即斩贼大将马恭”，大约所杀者不止一人。

28《新五代史》一及《通鉴》作瞳，《旧·纪》作曈。

29《新·纪》《通鉴》作右金吾，《新五代史》作左。《旧·纪》云：“拜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通鉴》云：“以温为同华节度使。”按华州是时不在唐军手中，事同于惠而不费，未必如此恶作剧。《通鉴》既记同华节度，又于十月下再著授官，与《新·纪》同，尤不可信，因同、华二州，唐代向来分治也。《史话》引《通鉴》此一段，竟误题作“《唐书·黄巢传》”。（二三七—二三八页）

30《旧·纪》作黄邺。《新·传》在此处作黄思邺，《通鉴》承用之，故两书皆前后矛盾。

31邺并未死，《考异》已辨《补实录》之误。《旧·纪》十一月下，“贼将李详下牙队斩华州守将归明，王铎用其部将王遇为刺史”，“部将”指详之部下，《新·传》云：“巢以王遇为刺史，遇降河中。”似是误会。

32《新五代史》四：“克用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巢党惊曰，鸦儿军至矣。”《通鉴》则谓“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解释不同，似前说较可信。吕振羽称唐求助于突厥、吐蕃，（同前引书二○○页）按就族类而言，沙陀可属于“突厥族”，但非隋、唐时之“突厥”，若吐蕃则时方衰弱，唐并无求助之举。

33《旧·纪》与《新五代史》同。《通鉴》于十一月下既称万七千，十二月下又作四万，盖杂采两项史料而未能剪裁者（《新书》二一八《沙陀传》作步骑三万五千）。

34月日据《通鉴》，惟《旧·纪》《旧·传》《新·传》及《新五代史》均附正月下。胡注：“乾坑在沙苑西南。”按《元和志》二，沙苑在同州南十二里，乾坑在州西三十里，则乾坑似在沙苑西北。《旧·纪》云：“己巳，沙陀军进屯沙苑之乾坑。”系误合两地为一地。

35此役，《旧·传》《新·传》及《通鉴》皆记在二月，《旧·纪》及《新五代史》记在三月。十万之数，据《旧·传》《新·传》，《通鉴》作十五万，良天名据《旧·纪》，惟《旧·传》《新·传》、旧新《王重荣传》《新·沙陀传》《新五代史》及《通鉴》均作梁田。《旧·纪》云：“三月丁卯朔，壬申，沙陀军与贼将赵章、尚让战于成店，贼军大败，追奔至良天坡，横尸三十里。”成店、良天二地都未确知所在，丁谦《沙陀传考证》云：“梁田坡在同州西南，《通鉴》载，克用败贼于沙苑，即系此战。”按同州西南一句，只意想得之，依《通鉴》，沙苑、梁田坡二役亦先后不同，丁氏误。又《旧·重荣传》于朱温既降之后，重荣、复光谋召克用之前，叙称：“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掎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获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而退。”《新》一八七《重荣传》同；按未召克用之前，赵璋如已被执，此时不应复在巢军，是知旧、新《重荣传》都误以中和三年之事，倒叙在先。

36《秦妇吟》云“又道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记在三月之前；按《长安志》一一，“竹谷在（万年）县南六十里，《方舆记》曰，竹水，俗谓之赤水”，毕沅“案《水经注》云，竹水南出竹山，……俗谓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即此水也”，依此求之，收赤水当是围华前后之事。

37《旧·纪》以良天坡之败系于壬申，《新·纪》未提良天坡，只云，“壬申，李克用及黄巢战于零口，败之”；据《长安志》一五，零口镇在临潼县东四十五里，约当长安、华州间之半途。《新·传》及《通鉴》都分良天坡、零口为两役，可信非同一地点，但未知日期孰是耳。

38《旧·传》云“黄揆弃华州，官军收城”，附二月下，《新·传》略同。《旧·纪》则云：“二月，沙陀攻华州，刺史黄邺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新五代史》亦云：“二月，败巢将黄邺于石堤谷。”“邺”应“揆”之误。但无论为揆为邺，此时都未被擒，《旧·纪》不可信。月日今据《通鉴》书之。

39此据《旧·纪》及《通鉴》；《旧·传》称“四月八日，克用……遇贼于渭南，决战三捷”，八日即甲辰。《新·纪》亦称，“甲辰，又败之于渭桥”，据《长安志》一一，渭桥镇在万年县东四十里，即东渭桥李晟屯兵处。《史话》云：“黄巢集中十五万大兵，扼守渭桥，双方展开了激战之后，农民军一面击退了唐军的进攻，……”（二四一页）按《新·传》云“巢夜奔，众犹十五万”，是言巢离长安时犹有此数，非空城而出以扼守渭桥。至渭桥（或渭南）一役，无论《旧·纪》《旧·传》《新·纪》《新·传》《新五代史》及《通鉴》，均说巢军失败，《史话》翻易言为“击退唐军”，直是歪曲史实，使人得不到革命军何以失败的教训。

40《考异》据杨复光露布（见《旧·纪》《旧·传》），断巢离长安为四月八日。按《后唐太祖编年录》《唐年补录》均称巢九日乙巳出走，《梁太祖编年录》称乙巳出走，翌日官军入京，《旧·传》称十日（丙午）夜出走，诘旦克用入京，《新·纪》取丙午复京师之说，《补实录》取乙巳收京师之说。此外，张 《耆旧传》称中和三年正月十日，句延庆《耆旧传》称四年正月十日收复长安，年月虽有错讹，而为十日则相同，《旧·纪》称，“己卯，黄巢收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复京城”，四月内固无己卯、庚辰（以上均见《考异》），但假己、庚为癸、甲之讹，则《旧·纪》又与复光露布相合。所难决者，高骈《贺收复京阙表》云：“得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牒报，四月十日，当道与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及都监杨复光下诸都马军，齐入京城，与贼交战，约杀却贼步军一万余人，其马军贼便走出城，往东南路去。”（《笔耕》一，同书六《贺状》略同）固作十日，此为司马氏未见之别一重要史料，亦许分队退却，故记载有参差。七盘山在蓝田县南二十里（《长安志》一六），蓝田关在县东南九十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又长安东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元和志》一）

41据《长安志》六，禁苑东面二门，南曰光泰门。《补实录》谓巢“收余众，自光泰门东走”（据《考异》引），盖误官军之入路为义师之出路。

42高骈《致诸葛爽书》云：“访聆贼巢自逃商岭，久逼许田，蔡师相连，狂锋尚炽。”（《笔耕集》八）

43《新·纪》系攻陈于八月，兹从《旧·纪》及《通鉴》。

44《旧·纪》云：“贼攻（陈州）城急，徐州节度使时溥、许州周岌、汴州朱全忠皆出师护援之”，此于辞义尚无妨碍。《通鉴》乃稍改其文，于秦宗权围许之下，始称，“赵犨遣人间道求救于邻道，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则大犯语病；所因岌节度忠武，陈州是其本管，不得谓之“邻道”，而且忠武治许州，于时岌本身尚在被围，何从引救？以是见改编旧史之工作，稍一失检，便引生新的错误。

45《考异》云：“《唐末见闻录》，晋王三月十三日发大军讨黄巢；……案四月已与巢战，三月十三日发晋阳，似太晚，……今从《旧·纪》。”按旧、新《传》均以为克用二月由蒲陕济河，惟《旧·纪》云：“三月壬戌朔，甲戌，克用移军自河中南渡，东下洛阳”，甲戌即十三日，今《通鉴》云，“二月，……自陕、河中度河而东”，所依者乃旧、新《传》之说，非《旧·纪》之说，《考异》竟以为从《旧·纪》，未免有点糊涂。若《唐末见闻录》之误，不过将度河之日，记为出发之日耳。

46《通鉴》，“夏四月，癸巳（三日），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邺屯西华，诸军复攻之，思邺走”，与《旧·纪》不合，盖采自《旧·传》，惟特著癸巳，未审所据，今依《旧·纪》。又宗权再次附唐，应在此时。

47《旧·纪》，“黄巢亦退保郾城”，郾城在西华西南，余初颇疑其不实，后乃悟此乃指巢之外围部队，因官军从北而来，故初时须向西南退却也。

48《通鉴》作“东北”，非是。又在此之前，《新·纪》云“五月辛酉（一日），朱全忠及黄巢战，败之”，未举地点。佐野称中和四年巢在汴州为其部下所杀，（《中国历史教程》二五一页）大误。

49《通鉴》三月下云：“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按《新五代史》二一《唐宾传》：“初为尚让偏将，与太祖战尉氏门，为太祖所败，唐宾乃降梁”，则唐宾降温在尉氏，瓦子寨未知是否尉氏辖境。又同书二三《虔裕传》：“琅琊临沂人也，……少从诸葛爽起兵青、棣间，……中和三年，孙儒陷河阳，虔裕随爽奔于梁，是时太祖新就镇，黄巢、秦宗权等兵方盛，……”按孙儒陷河阳在光启二年十二月，《新五代史》固有错误，但依彼所言，虔裕未尝直隶黄巢，且籍贯亦异，不审司马何据。

50《通鉴》云：“丙寅（六日），克用……发许州。”依两军交战地理观之，其说可信。《旧·传》以为“贼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郑州引军袭击，大败之，获贼将李用、杨景”，《新·传》又以为“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击之，贼多溺死，巢引残众走封丘，克用追败之，还营郑州，巢涉汴北引，夜复大雨，贼惊溃，克用闻之，急击巢河濒，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斩贼骁将李周、杨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都说来曲折，《新·传》尤属难通。彼所谓“度水”“涉汴”及“度河”，实际上均是渡汴（唐时黄河经濬、滑东北出，不过汴州，封丘、胙城旨在黄河之南）。从南方来只需一渡，无缘三渡，克用对巢取紧迫战略，有后来行事可证，何故西赴郑州（在汴州西一百四十里）？此盖宋祁杂采《旧·纪》《旧·传》及其他史料，无法剪裁联贯，故有此不合事理之复述。李用、杨景即李周、杨景彪之讹夺，但《旧·纪》称：“李周、杨景彪以残众走封丘”，又与《旧·传》异。

51各名据《新·传》； 《旧·纪》无归厚，《通鉴》无杨能，《旧·传》有“杨霍”，当即“杨能、霍存”之残文。

52此据《旧·纪》。《旧·传》则作“追击至济阴而还”；按济阴为曹州治，西南至汴州二百四十五里，冤句在济阴西四十七里（《元和志》一一）。《新·传》言巢奔兖州，乃过曹州以后之事（兖在曹州东三百七十里）。《新·纪》称，辛未（十一日）“李克用及巢战于冤句，败之”，只系想当然之记叙；如克用果追及巢于冤句，即不至遽行西旋矣。

53《笔耕》一及《新·传》皆作景瑜，《旧·纪》讹景思；惟《旧·传》谓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

54《通鉴》云：“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瑕丘，兖州治）除月日外，事实本自《旧·纪》。按高骈《贺杀黄巢表》称，得时溥状报：“黄巢、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于六月十五日，行营都将李师悦、陈景瑜等于莱芜县北，大灭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贼将伪仆射林言枭斩黄巢首级，并将徒伴降部下都将李惟政、田球等讫，其黄巢函首已送行在者”（《笔耕集》一）；莱芜更在瑕丘东北二百六十里，今从《笔耕》。

55《旧·纪》作七月癸酉（十五日），盖误六月为七月；《新·纪》作七月壬午（廿四日），依《旧·纪》乃报到成都之日，今据前条引《笔耕》。《通鉴》胡注云，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界。

56《新·传》云，“及兄存，弟邺、揆、钦、秉、万通、思厚”，《旧·传》七人中只著邺、揆两名。

57毕沅《关中金石记》八《元顺帝至正甲午修忠惠王庙碑跋》云：“忠惠王者唐刺史崔尧封也；或曰，尧封名伟，中和三年黄巢乱，有太白山人献计于伟曰，一发牛山，巢灭，掘之，得黄要兽，置剑其上，斩之，巢败，伟由是得道，至宋封为忠惠王。”此齐东野人之言也。

《平巢事迹考》一书（石印奇晋斋本）旧题宋人撰，显系综合《旧·书》《新·书》尤其是《通鉴》而以己意裁成者，别无重要殊异，其中不合之处，已分见各注，今只顺次摘要指出，无烦再加讨论矣。例如乾符元年仙芝起于长垣，三年七月宋威击仙芝于沂州，大破之，四年十月仙芝陷安州，五年（二月后，七月前）巢陷虔、吉、饶、信等州，十月遂陷福州（《新·纪》《通鉴》皆作十二月，殆误脱“二”字），六年正月节度使高骈遣将分道击黄巢，大破之，李系将兵五万屯澶州（澶是潭讹），其余错字不复一一校。

此书之钞撮旧史，可举二三事为证：

（一）“高骈奏请遣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彬州守险……扈管兵五千壁端州”，此是合钞《新·高骈传》及《通鉴》，彬应作郴，扈应作邕。

（二）“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王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详于华州，执以殉（徇），贼使尚让来攻，而朱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于是出兵陈蔡，掠河中漕米数千艘”；此一段钞自《新》一八七《重荣传》，而《新·传》执李详之一节又本自《旧》一八二《重荣传》（《旧·传》作李祥），但李详后来实为黄巢所杀，此时未被执徇，旧、新《重荣传》当误。复次，《新·重荣传》本云“出兵夏阳”，此乃作“出兵陈蔡”，则差以千里。（《新·巢传》之“使朱温攻四关”，以《新·重荣传》证之，知系“攻西关”之讹）

（三）中和二年十月后称，“贼帅韩秀昇、屈行从断峡江路”，此句系钞自《通鉴》，但韩、屈为长江民军，与黄巢无涉。

又如陷虔、吉、饶、信，此书放在乾符五年二月后、七月前，不过沿《旧·纪》《通鉴》记之（原作三月），并非谓即二月之事，桑原乃引作“二月”（《唐宋贸易港研究》附表），可谓呆读史书。

总言之，此书不过钞撮旧文，对于黄巢事迹之研究，直无丝毫补助，自可束之高阁，是为定评。韩考屡引此书作强证，则未进行比较以确定其信值也。

58此据《新·传》。韩考引《九国志》一一《邓进忠传》，浩为巢弟，并未被杀，与《新·传》异，（一三三页）则《新·传》所记，未必信史。

59林言被杀，已见前文；尚让后事，不可确知，考《新五代史》二一《敬翔传》云：“太祖破徐州，得时溥宠姬刘氏，爱幸之，刘氏，故尚让妻也。”溥而纳让之妻以为姬，则让想亦早遭毒手矣。

60二三三页，所谓胜利时机，系指中和元年四月巢复入京一事。

61二四○页，按《新·传》云：“出蓝田，入商山，委辎重珍资于道，诸军争取之，不复追。”亦略见退走时狼狈情形。

62《史话》云“从五月围攻到十二月”，（二四二页）殊犯语病；据史料，实由六月围攻到翌年四月底，非遇沙陀军至，则巢尚未解围也。

63同上，按蔡州名奉国军节度，此时无“淮蔡节度”之名，《史话》误。

64黄巢起义对社会生产力如何影响，自是一般读史者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但解决的关键，非将革命前期（唐）与后期（五代及宋）的经济发展，得出真确状况的比勘，不容易轻下断论，只凭片断的记载是不能推论到全面的。我在此一方面的研究，连浅入也说不上，当然无从提出积极的意见，然而对近人某些说法，也多少存着疑问；比如孙祚民说：“这次起义成为从中世纪庄园地主经济过渡到近古新兴地主经济的重要契机。附着于土地上的、带有隶属性的农奴从世族地主庄园中解放出来，……”（《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九页）然而唐代耕庄田的是否大部为农奴，似乎还没有什么确证，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却认为宋代的庄园继续发达（并参一九五六年《历史教学》四期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占有情况的初步探索》）。其次，论到巢的流动作战，孙氏不同意“在绝对优势敌人压力下，为适应具体情况而采用机动战术”的说法，它的内在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军群众中间游民阶层的相当大数量的存在”。（同上四一页）可是我的看法，凡起义军都包含相当大量游民阶层的，如果不错，则孙氏所驳“并没有回避流动，而是据地坚持反抗”的现象，就难以说得通了。总之，流动或不流动，环境情势与领导人物应该起着极大的作用，其中非常复杂，如果想作一个呆板的公式来套上，反而会脱离实际。比方巢初到江南，曾受过如何抵抗，史料不明，浙东形势亦复如是，南入福州，许有不得已之苦衷，广州物资丰富，那时当远胜闽地，到桂之后，部下都劝其北归，是亦有不以流动为然者，焉能一概而论也。凡此问题，仍有待吾人之深入探讨，遽作断结，尚非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