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对当时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国家问题很多，最先出事的是在两广。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把洪秀全创立的宗教称为拜上帝会，其实他创立的是拜上帝教，王庆成先生已经就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洪秀全当时就是重新创立了一个教。为何会叫拜上帝教呢？其实这是中国民间宗教里一个古老的话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而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新教的传教士。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有很强的可塑性。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天主教来叛乱呢？因为天主教是本教，普通信徒对教义是不能随便解释的，《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皇手中。但是新教就无所谓，可以纠集一帮人成立一个新教派，选一个头，每人都能按自己的理解读《圣经》，这样必然会产生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新教的传人之所以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叛乱，本身就与它自身的性质有关。而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主要又与前面讲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解除教禁相关。而且机缘凑巧，洪秀全生在广东花县，是一个失意的农村读书人，他在家中种地、读书，同时教几个孩童识字。这样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不计其数，绝大多数教农民的孩子识字的人都是这种半耕半读的学究。不要因为洪秀全当私塾教师就以为他不是农民，他就是农民，他也必须种地。仅仅靠教几个学生所得的束惰养活不了家人，所以农忙的时候，学生就会放假。而且这些乡村教师没有正式的私塾，他们就在自家的堂屋里招几个学生来教。当然，如果有人去考过试，那么他的地位就会高一点——县里一关，府里一关，省里还有一关，每通过一关，他的地位就会更高一点，他的学生可能就会多一点，因为读书人当时在社会中的学养和学品是靠官方来认可的。在当时，读书人的学品都要靠官府组织的考试来评定，虽然不一定正相关。而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希望通过科举找到进身之阶的普通读书人。他已经通过了县里的考试，所以去广州赶考还是有一点小基础的。当时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学额是以省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有的省学额放得比较松，因为那里读书人少，有的地方人太多，录取分数就相对高。若是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可能洪秀全就能考上去了，但在广州这里，他就一直考不上，因为广州在当时岭南一带属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就基本知道了，他在灰心沮丧之时，遇到了中国传教士梁发（又叫梁亚发，“亚”字是当时广东常用作昵称的字）。梁发给了洪秀全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汉语，加上一些广东话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但阐释得非常荒唐。他直接认定撒旦是蛇，所有出现撒旦的地方他都认为是蛇。后来洪秀全对蛇很痛恨，对与蛇类似的龙也很痛恨，就是受到梁发的影响。如果对《旧约》进行全面合理的阐释，肯定不会认为撒旦就是蛇，因为蛇只是撒旦在诱惑夏娃的特殊情况下才显现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梁发却将这种错误的理解贯穿到《劝世良言》的内容之中。

这里跟大家讲个插曲。1978年以后，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研讨会，然后就有历史学会的人问这些研究者：“你们有谁看过《劝世良言》？”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看过。此前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致了，但这么重要的材料却没有人接触过，后来大家觉得这不像话，所以赶紧翻出原始档案，印了一批。我当时还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也是后来才看到的，一看，觉得写得还有点意思。

洪秀全得到这个小册子后，也没有及时看，他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洪秀全这人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出人头地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估计，这书他还是看了几眼的，因为此后他又生了好几次大病，并在病后自称在梦里到了上天，见了上帝。等他病好以后去翻这个册子，觉得其中的描述有很多在梦里似曾相识。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请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去传教了。

你们别笑，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常见的。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秘密宗教，比如我们所讲的白莲教，其实就其中的各个教派而言，其形式存在很多根本不一致的地方，却都是从共同的思想或组织渊源发展出来的，其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主，还有一点拜火教的东西，再加上戏词、大鼓书等，是个大杂烩。在传播时也是乱传，因为传教本身是有利益的。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气功热，这个功那个功都出来了，某个师傅办了个班以后，许多人也是一窝蜂去学，师傅就会很得意——能被这么多人崇拜，还能得着信徒送的钱。几个聪明人进去学几天就明白了，这师傅不就是会几句口诀，然后知道怎么打坐嘛，然后转身可能就自己去立新“功”了。民间宗教也是这玩意儿，就是几部宝卷，供奉几个神灵，然后会几句口诀，会打坐，就成了。稍微学一学就会，这样传播的宗教可塑性极强，当然，到最后也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洪秀全干的也是这种事儿，他利用基督教就跟别人利用白莲教差不多——既然罗孝全不替我施洗，我干脆自己创个教，自己当教主。但他在传教过程中马上便遇到了问题。其实洪秀全想出人头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是客家人，当时客家人在珠三角这个地方不太受人待见，常常被歧视。而且因为他们是后去的，本地人把好的土地都占据了，他们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山区或是平原地区的边边角角。即便是读书亦如此，学额的分配一般都是向着土籍人。而且土客籍之间的械斗频繁，甚至有几个县经常跨省械斗，这些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客家人的抱团心理和土籍人的地域意识都十分强烈，这又正好说明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域矛盾常常大于阶级矛盾。传统的乡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为单位，都是一个姓，算起来同属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内部自然又分成有钱人和没钱人。假若乡村里迁入另一个姓的外来宗族，而且对本土宗族可能会有威胁，想想看，如果你是没钱的本地人，你是跟自家宗族内的有钱人矛盾大，还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显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更大。本村的财主还可能作为你的依靠，或许困难时他还会给你捐点钱，帮帮你。

洪秀全本来就是客家人，现在又搞这个教，使得大家觉得他更古怪，更排斥他。所以洪秀全其实是在花县待不下去了，只能和他的兄弟朋友，如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往外走。往哪里走呢？往贫瘠的地方走。两广地区，广东比广西富多了，广西当时是个穷省，而且不像现在有出海口。广西有出海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儿，历史上一直就是个内陆省份，而且大部分地区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下雨就涝，无雨则旱，就是这样一个很穷的地方。不过即使是在这里，客家人仍然只能住在山里，于是，洪秀全一行就到了广西桂平山区。尽管他们是广东的客家人，但广西当地的客家人将他们视为自己人，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虽然洪秀全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他个人能力不强，只能混一混，而且毕竟这里的生活条件没有广东好，所以他不安于位，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不过，冯云山却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有组织才干，也能踏实地待下来，他逐渐把当地烧炭的、砍柴的、做工的，包括客家的富人，比如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拢起来，发展为教徒。于是，这一地区的客家人凭借宗教的凝聚力逐渐强大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有地域认同，还有宗教认同。团结起来后就开始和本地土籍人发生冲突，最初也能占一些便宜，因为他们有组织对方没组织，但吃了亏的土籍人反弹很强烈，而官府一般都是站在土籍人这一边。事实上，凡是土客冲突，官府都会站在土籍人这一边，因为他们的势力大，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官府这样拉偏架以后，土客冲突的烈度就不断加大，本来可以调解的两方现在变得水火不容，没有回旋余地。有一次冯云山被抓了，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被抓了。冯被抓后洪秀全就跑了，此时这边刚刚发展起来的信徒群龙无首，于是杨秀清就“降神附体”，当家了。当地的降神附体是常态，大家都会这个，而且很喜欢，在中国也被人普遍接受。不过，说良心话，也不是谁都能“降”，其实对读书人来说这是很难的，在地上打个滚就能抽风，这总需要有点特殊气质。人群中总有些有特殊气质的人，这些人对这些事情很敏感，恰恰杨秀清又是这类很敏感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又是当地烧炭工里的一个小头目，比较讲义气，也能打，所以当他降神附体时，很多人都听他的。当时，除了他和萧朝贵，还有很多人能降神附体，但后来这两人逐渐把别的附体者给打压了，于是最终就只剩下他俩了。而且杨秀清和别人降的神又不一样，别人降的顶多就是个黄鼠狼、黄大仙之类乱七八糟的小神，杨秀清一降就是上帝。等到他们重新整顿拜上帝教后，就把冯云山救出来了，同时迎回了洪秀全。但等洪秀全和冯云山回来后一看，变天了。以前洪秀全是当家的，是精神领袖，冯云山是实际领袖，现在他们发现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领袖，一个是上帝化身，一个是耶稣化身。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地位，于是从此以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里出现二元体制：一个是老的，从广东花县来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一个就是当地的。当地的土著领袖有一大利器，就是降神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