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照中国的干支法说来，是太岁甲申。距朱明之亡适三百年，盖崇祯以甲申三月十九日殉国，即清世祖顺治元年，西历一千六百四十四年。这是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后来民间有太阳菩萨生日的纪念，中有太阳明明朱光佛等句，最初是遗民们假神话而对这位亡国之君的一点悼意，正如送年时的灶神，是因元僧杨琏发掘南宋十六朝（即自高宗以下）陵寝后，浙省人民怜其无血食而故作神像，以为供祀一般。宋高宗的为人如何，因非本题以内无须赘述。现在且单论崇祯皇帝，则早已有“君非亡国之君”的定论了。既然非亡国之君而终至于天翻地覆者，曰：由于“××××××”也。记得苦雨翁对明之灭亡，大意也这样的说过：“想想明代的丢了实在并不容易，可是大家总算努力地把它丢了（文字或有出入）。”这话说得幽默，可也说得沉痛，说得警惕。而说时正是七八年前，虽然同是“怀古”，却未尝不含“苦口”的成分。至去岁十二月之末，据傅芸子先生所说，周先生还曾经有过提议，想在今年思宗殉国日作一纪念。我觉得在南方也不妨有此一举，如果能在凤阳自然更好，虽然一霎时就快农历四月了。不过这里话休絮烦，要紧谈的还是历史上的事情。

中国之被亡不止朱明一代，而亡国之君尤非思宗一人。何以大家对于明代和崇祯之结局这样的念兹在兹，特别感到惊心触目呢？亡国是一种不幸的事，至少在纸上是一个不祥的词，照理这些笔墨大可省去，何以写文章的人偏是拣这类材料呢？

我想这有几点。一、明代是我们倒数上去的第二代——第一代的清朝之亡于民国，本来是“光复”，后人的感情便与明之亡于清迥不相同。至于宋代之亡则又不及明代之近，这譬如跑路，总愿意先拣密近的地方起步。二、明代覆亡，思宗殉国的确特别尴尬，特别凄惨。而在思宗自缢后那些局促东南的五藩的起迭、倾轧，也使人感喟无穷。但在明以前的别一代之覆灭，其凄惨或者也有之，所以仍感到明之深切者，盖因适才说的距离我们较近，感觉上较为新鲜耳。三、想到明代的完结，不禁又想到它的兴起及沿革，单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对待臣士，就总有几句话想说。四、天启、万历等之政治的社会的局面，有可与我们部分对照者。五、流寇——这是断送朱明的最雄大力量。而张（献忠）、李（自成）又是我们祖先里面很独特的一种性格。说来有点灭自己的威风，他们暴露了中国民族“嗜杀”的“固有道德”，与民国后的地方军阀可谓承前启后。六、有人在事变前说中国现状与明末相类，换言之，明末最恶劣的条件，在当时几乎一一具备。例如内乱，是一个国家的动乱的根，而明末及今日政治社会之未曾少安，即系于此，亦二者互通之处也。

我举出这种理由，或许过于笼统细碎，但是许多人对于明之灭亡觉得特别触眼者，恐也不外乎上述的几点。因此姑且先举一二例子以为补充。

我不相信善男信女口中的因果报应。可是我很愿意将A代和B代的荣枯升沉相对比。对比之余，不禁略有几分的恐惧。故而我感到将历史比作孽镜台，真是再惬当没有了。在这座孽镜台前，芸芸众生的一颦一笑无不毕现，然而它不单单给我们以欣赏的快感，同时还需要上面说的战战兢兢的恐惧之感。它仿佛告诉我们，前一代所种的苗，在后一代会长出怎样的果来。但这决非世俗的果报之说，乃是物观的社会学上的呼应，丝毫没有神秘的迷信在内。所以有天启、万历政治之黑暗腐败，才有流寇——农民暴动的发生，至于使所谓三百年祖宗基业断送而后已。

说到明太祖朱元璋之“旋转乾坤”，原是得来并不容易。他最初也是借农民力量对抗胡元，只是其中再加上民族主义的号召。可是一等到他削去劲敌，敉平内患以后，他便进一步效法起汉高祖诛“功狗”故事，将某些勋旧及有反叛嫌疑的大加捕杀。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有很详细的记述：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尉民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髠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读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按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他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也，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这很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多疑多忌、残酷阴鸷之枭主的面影。赵氏说他“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疑误杀人”，恐怕说得还太客气。因为谁都可以看得出朱元璋本来是有计划的，不然，除非疯子才这样。只是他的行径，颇近于未庄的阿Q，彼此同样的，不许别人在自己面前用光、亮等词。然而疑忌之来还是由于惧怕之深，大约这时候的他，占有的欲壑愈来愈强烈迫切了，于是感到四面八方都是他的敌人，都在侮辱他，侵害他，心有所惧，意有所忌，遂急不择暇地滥施屠杀了。善乎郭鼎堂先生之言曰：世间唯最怯弱者为最残酷。这只要看历来明太祖似的人就是明证，而唯大慈悲者方才是大勇。

然而朱元璋这样的做，是否成功的呢？不用说，他是成功的。但在这成功的过程中，他还是时刻地陷在冲荡激斗之中而不得安定。因为这种烹狗藏弓的策略，最易引起臣下的存横竖横念头而跟他反抗叛变。套用一句老话，正是压迫愈厉害反对也随之。因此，在他的手里，就有胡惟庸与蓝玉之变的老路。据陈邦瞻《明史纪事本末》所说：

（上略）会惟庸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吏奏之，杀家人，惟庸谢不知。帝又究故诚意伯死状，惟庸惧且见发乃计曰：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遣元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请兵为外应，皆未发。会惟庸子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上怒，命偿其死，惟庸逆谋益急。而是时日本贡使适私见惟庸，惟庸约其王，令以舟载精兵千人伪为贡者。及期，会府中力士掩执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则掠库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约。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駃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即发羽林掩捕，考掠具状，磔于市。并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臣涂节等皆伏诛。僚属党与凡万五千，人株连甚众。（按此段史事如得专家改编为京剧，亦颇有紧张火炽之处。）

其次的蓝玉之叛，也初因得不到“太师”而怏怏不乐，又因“居宋颍二公下，间奏事，上不从，玉惧，退语所亲曰：上疑我矣！乃谋反”。这一方面是胡、蓝等倚恃勋旧的功劳而恣意跋扈，擅作威福，但反过来恰成为功高震主，君臣的隔膜日深而“功狗”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总而言之，症结还在双方的地位太高欲望太重，疑惧也接踵而起——一个怕，一个忌，怕忌的极端自然是斗争，斗争的结果自然是兵强马壮者的胜利。语有之，伴君如伴虎；而帝王之类更是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推而言之，世间一切纷争的酿成，大部分不外是利害的冲突与阶级的分化。胡、蓝等在佐明太祖起兵之初，正像韩信、萧何之与刘邦，双方的目标相同，步伐整齐，利害一致，也就是“可与共患难”的时候。然而一等到皇觉寺的小僧化而为大明太祖高皇帝以后，于是双方就渐趋于隔膜与对立，向之所殚精竭虑，攻守策划等的力量，这时便转移过来，视同劲敌——或者是将部下的旧日功勋置诸脑后，遂使君之视臣与臣之视君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之中。尤其是一般马上得天下的帝王，他对于这中间的变化奥秘，早已从事实中亲自获得教训和经验，对于一切利害祸福之出入，更加成算在胸，正是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所以在疑惧防忌之后，就会知道去怎样应付怎样克服，且无不驾轻就熟以至于凶终隙末。从前看过汪景祺的《读书西征堂随笔》（汪景祺，字无已，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户部侍郎汪霖次子。后来即因这册随笔弄到杀头，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予穷披甲之人为奴，期服亲兄弟等革职，为清初一大文字狱，故此书亦为禁书。兹据商务铅印本《历代小说笔记选》中引录），末《功臣不可为》一文中的几句话，虽然出于个人的牢骚，却不失伤心悟道之言，并对洪武之杀开国诸臣亦表示过愤慨，宜其触动小心眼的专制帝王之忌矣。文末有“洪武僇开国诸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诸语，尤觉恰中肯棨。其起句云：“鸟尽弓藏，古今同慨。论者咸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韬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而汪氏以为不然。其下即列举猜忌之主对于臣下刻薄寡恩的心理过程，由是而疑心生焉，畏心生焉，怒心生焉，直至于厌心生焉；则“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此正“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槌心而泣血者也”。良以“猜忌之主，其才本庸，其意复怯”，而其最初不过利用英雄豪杰们的性命血汗来开疆拓土罢了。继而横加疑惧，嫌隙丛生，遂使血性者不能不走逼上梁山的末路。汪氏复举出历史上几件事实，其最有警意的则为：“刘巨容追黄巢几获之，而纵其去。曰，国家喜负人，不如留之以为富贵之资，而唐社遂屋。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杀道济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凡此诸语，的确戳穿了古今枭主的心术，虽然笔锋颇带感情，却亦理直气壮，而在二百年前能够率直地说，更加感到大胆。不过他所得的报酬不是帝王的反省，而是上述的自己身首异处，亲属充军革职，为清初文网史添上血腥的一章，盖雍正之残酷猜鸷固不下于朱元璋也。

但在另一方面，一切歌功颂德粉饰升平之作，却也“一朝天子一朝臣”地应运而生。例如朱元璋的早年，本来也同刘邦一样的无赖潦倒。一旦贵为天子，就连他们的诞生也充满了神话的色彩。又因朱氏曾经出家为僧，后来也一定要“自圆其说”故作美谈。商务丛书集成中有《天潢玉牒》《皇朝本记》二书（系据纪录汇编本影印。其撰述人不详，仅末题广信府同知邹潘等临江府推官袁长驭等校正对读），就是专记朱氏幼年出身、中年经营帝业及暮年的动态。二书记朱氏诞时之神异大致相同。兹引《天潢玉牒》所记云：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东句容朱家巷人……仁祖（朱父）年五十迁钟离之东乡。天历元年戊辰，龙飞濠梁，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降诞。先是陈太后在麦场见西北有一道士，修髯簪冠，红服象简，来坐场中，以简拨白丸置手中。太后问曰，此何物也。道人曰大丹，你若要时与你一丸。不意吞之。忽然不知往，及诞，白气自东南贯室，异香经宿不散，后不能食。淳皇求医妇，有一僧奇伟坐于门侧曰，翁何往。淳皇曰，新生一子不食。僧曰何妨，至夜子时，自能食。淳皇谢，许为徒，入家取茶不知何往，至夜半信然。后十年迁钟离之西乡，时至正丁丑，俄有一老翁造门曰，你家有一龙，时太祖正在侧……太祖自念婴孩时多疾，舍入僧寺，及长，淳皇将许之，太后不许，因循未入释氏。疫疠既侵，遂请于仲兄，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邻人汪文助为之礼，九月乙巳也。在寺居室，夜有红光，近视弗见，众咸异之。

其实“英雄不论出身低”，没有这些人造的论词，于朱元璋的帝业未见得有何妨碍，而这样一来，在稍有识力者，反见得他过去之荒诞不经，迹近神怪了。盖日光底下无新事物，不论帝子走卒，原是今昔一例。

记得凤阳花鼓里面有几句唱词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太祖，十年倒有九年荒。”又云：“大户人家改行业，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他乡。”这些地方才表现了民间哀乐的真切的一面——老百姓最质朴而悲凉之心声，不是执笔杆儿的人所能遮掩缀饰。凤阳出了明太祖，而江东儿女反无噍类，对儿时游钓之故乡尚如此，则朱元璋之对天下臣民不难概见。本来朱氏父子（其子朱棣）的凶残乖戾，历史上早负盛名，徒以其驱走蒙古人遂把他拉入“民族革命”的“先辈”队伍中——这或者也是一种办法，只是很容易养成但论成败不计是非的盲从的倾向，而且尤其应该警惕。反之便是这方面的灵敏而别方面的麻痹，其不能挣脱奴隶的命运一样，而也正是狭义的民族主义之弊。

至此又想起俞平伯先生的《杂拌儿》一百十二叶，有《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一文。内录谕旨三道，第一道很短：

奉天门晚朝奏，犯人常升孙恪下家人一十六名，火者七名……奉圣旨：“但是男子着王那里都废了，妻子就那里配与人。钦此。”

第二道就是关于蓝玉叛变的事：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锦衣卫百户郝进传奉圣旨：蓝总兵通着军前卫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小旗造反，凌迟了。着王那里差的人当同郝进去，将会宁侯并他的儿子都凌迟了，家人成了的也废，妇女与晋府配军。马匹多时，牵两三匹回来，其余的交在晋府。家财解来京城。来东胜马匹多。好生机密！着那里不要出号令。钦此。

这里的几个“着！”“着！”，就活活地写出了朱元璋的权诈与阴鸷，而与正史的记载相合。俞氏也云：“只这两条，朱元璋的残忍已如见；不出号令，族诛功臣，更觉森然可怖。”到了其子燕王朱棣，又不愧家学渊源，对付铁铉等及其家属，完全一仍乃父的作风，现在也有“圣旨”可证，所以鲁迅翁以为其凶残远在流贼张献忠之上。我现毫无代横死于朱氏父子之手的冤魂出气的意思，但我们如果稍为“有闲”一点，不妨看一看他们末代子孙崇祯的下场吧。

据《明史》所记崇祯殉国的情形云：

十八日，贼攻益急。（李）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侧。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升，张嶙然等骑而从；登皇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者四十余人。宫女魏氏投河，投者二百余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泪。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皆不屈，自成羁之宫中。长公主绝而复苏，舁至，令贼刘宗敏疗治。已乃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

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说，思宗召公主时（公主年十五），并叹曰：“尔何生我家！”嗣即“左袖掩面，右挥刀，断左臂，未殊死，手栗而止”。又其自缢前亦有遗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另外复书致一行百官，俱赴东宫行在。盖犹以为阁臣已得朱谕，不知内臣持朱谕至阁时，阁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因此文武群臣没有一人知道云。

从前曾经看过周信芳的《明末遗恨》京剧好几遍，跟史传所载还大体吻合。我特别欣赏夜访、撞钟等几幕，不论角度，光线与动作上确有感人至深的地方。其手刃长公主也说，“谁叫你生在亡国的帝王家”！不禁感到末路帝王的命运，真不及太平时的畜生——不过这样的话在六朝时已曾有过，如宋始平王子鸾被害时，礼佛曰：“愿身不复生王家！”可谓千古冤魂如同一辙。想起洪武、永乐僇杀臣下的惨毒，又仿佛觉得冥冥中别有一种力量在回荡着，虽是鄙人之少信，亦虽免“予欲无言”了。

话说回来，思宗的下场固然弄得人亡，家破，国灭——照顾炎武先生的说法，该是“亡天下”了。但历来为对他人的舆论，似乎还站在忠恕的一边，至少他能以毅力来解决其生命，终比伣伣沁沁苟活人间之辈强得多了，虽然这也只能偶一为之的、没奈何的最后一着。而其最大毛病当是优柔寡断吧。这连他的妻子周皇后也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大约就是指他平日缺少决断，不能多采谏诤之言，到了后来纵想力图振作却已“大事去矣”（亦周皇后语）。然而平心的说朱明之亡，思宗的责任究竟是极少的一部分，可谓明之亡也有崇祯，无崇祯亦亡。主要的还是他祖宗和他前两代所种的根。像朱元璋以科举愚民，使一般黔首们日夕潜心在八股考卷里面而分散他们对政治之关心，不能不说主因之一。这在平时诚然是成功的政策——对于自己统治权之稳固。可是到了要紧关头，就是说要士大夫们负起“御侮救国”的重肩时则弊害也老实不客气地暴露出来。所以前人对八股与明之亡就有诗为证云：“谨具江山百座城，崇祯夫妇列双名，大红柬子书申敬，献纳通家八股生。”此虽可见明末士风之浇薄，然八股与明代兴废的因缘也是实情。这是“愚民”的必然的收入，惜于三百年来未必能多所改正。“愚民”或能取效于一时，不过充其所至，则“愚民”跟“弱国”自然无法分开，而“帝业”之飘摇也随之矣。其次，则像我前面说的，明太祖最初乘民不聊生之际，利用农民对元人的冲突而握取政权，可是后来对于土地和经济方面依然别无良策，不过以专制的权威横加压迫，结果就有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之军事暴动。而李自成在起初的时候，对于贫农，倒确分施了一点小惠，所以有这么大的声势。复次是宦祸——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历来宦官之所以动辄偾事，自有他政治的、社会的、生理的原因，而生理的变态，尤为重大，一旦有机可乘，就易走“极端”的路。不过太监的把持政局，其间必有人主和党羽的姑息助长。如明代魏忠贤之淫威，不消说，还不是借了士夫的攀缘狼狈，士夫之所以要联络宦官，自因他们接近君侧，易于凑纳。《明史·阉党列传》序首云：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窜身妇寺，淫刑痡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犴狴，善类殒于刀锯。

这说明了明中叶以后太监与士夫朋比的丑态。其后更有魏忠贤之无法无天的荼毒。在洪武建明之初，对于太监的限制却是很严厉的，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廷。尝镌铁牌置宫门外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可惜不久此制渐弛，至神宗时正是《红楼梦》所说，“和尚无儿孝子多”，魏忠贤的义子与生祠挤破朱明的天下了。

我想写一篇《魏忠贤的生祠》一文。因为太监是中国“固有文化”中最独特的一种，而魏忠贤也是太监中最出色的一员，我们倒不能小看。目前已经得了一部分材料，如果能利用得好，那么，或者能够反映出明代一部分智识分子穷极无聊的可悲（我们也只能说是可悲吧）之嘴脸。如当时监生陆万龄就把魏阉比作孔子，因一则作《要典》，一则作《春秋》，一则诛东林党人，一则诛少正卯也。其后巡捕杨邦宪建祠南昌，毁周、朱、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碎其像。比疏至，崇祯已即位，对杨疏且阅且笑——这些都是很有趣的材料。等到甲申变作，缒入见思宗劝“禅位”者亦是太监杜勋。后三月甲辰以知单开城迎敌，其第一名又是中官曹化淳，可见太监也真能尽其努力亡国之好事，岂魏厂臣之幽灵犹在呵护耶。甲申去今恰三百年，“余生也晚”，已不及见太监（虽则要见不难），尤不及见太监之亡国，这真可说幸呢还是不幸。

附记：

听说本市的××园主曾经蓄过清故宫的太监，这种表示阔绰的心理，同样也觉得近乎反常，而这位园主之义子之多，尤足与魏阉媲美云。

（民国甲申小满日，夜，灯下。）[1]

[1] 本文写于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