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的应天府（南京城），似乎在一夜之间，这里的坊巷庭院由最初的热闹走向平静，又似乎不是一般意义的平静，像是一场狂欢来临前的期盼与等待。从洪武门到承天门，在这条城市的中轴线上，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粉刷一新，各家商铺也换了颜面。随着人流穿过御街（先借用这个名称），两侧是即将启用的大明中央机关府衙。过了承天门，就进入了即将启用的宫城。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表文大致内容如下：天下已经扫平，那些期盼过上好日子的老百姓需要一个圣明君主。只有你吴王殿下登基，才能顺乎天心民意。在李善长递交的这份表文中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字，有李善长、刘基、朱升、宋濂等一大批文人智士的名字，也有徐达、周德兴、汤和、常遇春等一大批带兵将领的名字。凡在朱元璋手下担任军政要职的人，都在这本奏折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朱元璋看罢表文报以哈哈一笑，然后将奏折还与李善长。他言道：“当年我攻下徽州路的时候，三顾茅庐请自己的本家朱升出山，当时，朱升送我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六年来，这三句话九个字，我始终不敢忘记。”

李善长好像料到朱元璋会有这么一说，赶忙接话道：“吴王，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朱先生六年前劝你暂缓称王称霸，是因为我们的实力当时还不够强大，如果称王称霸，则容易引起四面强敌的围攻。但是，现在形势不同了，放眼天下，唯吴王独尊。你现在称帝，而且可以归拢天下的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你现在已经贵为吴王，登基称帝之后，天下民心尽归焉!”

在听了这些溢美之词后，朱元璋自然会谦让一番。他说，自己功德浅薄，还不足以当此造福万民的皇帝重任。更何况朱家军也仅仅控制了半壁江山，还不到最后登位的时候。

朱元璋有他自己的利益考量：要想稳稳当当地君临天下，还有许多障碍需要自己去一一清除。地方军阀割据依然混战，蒙元政权如百足之虫死而未僵。

文武百官的话不可当真，而朱元璋所说的那些自谦之语也只是应景之词。既然这些都是政治舞台上必须要走完的程序，李善长等人只好继续配合，表演跪地叩头请求的戏码。台词无非是，当皇帝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为了天下百姓。如果你朱元璋不来当这个皇帝，那么就是辜负了天下臣民。正所谓天命不可违抗，如果你再不同意，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只能顺乎天意，以死相请。

朱元璋嘴上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但是心里还是很满意这一套君臣之间的双簧游戏。那帮急火流星催着自己当皇帝的文武大臣究竟图的是什么？无非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金帛之富、声色之娱以及操弄权力的快感。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还真以为他们是为天下生民计。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是人生大起大落后最为真切的感受。帝王的金銮殿是金银的窝，玉石的窖，是人间仙境。当百姓奔走呼号，流离失所，当皇帝却可以温香软玉，天上人间。金銮殿，这个让无数英雄既爱且恨的地方。

对朱元璋来说，做皇帝就像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一切来得太过波折，也来得有些虚幻。不要说让天下人认可他这个平民皇帝，就是让他自己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也需要一个情绪上的缓冲期。然而当群臣打着天下民意的旗号将他绑架于权力塔尖的时候，朱元璋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己既然是来拯救万民的，为什么不能舍身取大义呢？

第二天，李善长等文武百官再次恳请：“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

虽然朱元璋的面前没有摆放一面镜子，可是他的内心却如明镜一般。他仿佛能够看见，那个叫朱元璋的中年男人满脸写着无奈，眼神里似乎还透着一丝狡黠的无辜。既然是天下苍生的期望，那他还有选择的余地吗？看来只有顺天应人，被迫来当这个皇帝了。

朱元璋已经深深领略了至高权力的滋味，这种滋味妙不可言，让人尝了一口，就再也舍不得松口。朱元璋很是享受所有人在他面前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样子，渴望体验掌握千万人命运的强大感和改造山河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如果能够掌握无上的权力，他宁愿付出任何代价。

多年周旋于斗争的旋涡之中，他已经深谙生存的各种玄机。一个农民建立于现实基础上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参加红巾军，他想的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立足于此，混口饭吃。

他的满足感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状态，如果说，人生对他来说曾经是一场接一场的苦难，那么此时此刻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是他自己。十年的奋斗生涯已经使他由一个挣扎于生存底线的游民即将变成至高无上的君主。

朱元璋深知，为了达到光明的目的，有时要用不光明的手段。这不是谁定的规则，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中国的老百姓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群体之一，他们能够忍受命运在这块生存土地上的无情碾压。而那些踏着他们的尸骨走出来的英雄人物，又有谁不是一次又一次打着老百姓的旗号掀起滔天巨浪。

就像他即将登上权力巅峰，屁股底下的那个皇帝宝座也是为天下苍生计。在一个万方多难的乱世，这反倒成了野心家们最廉价的招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之所以延绵不绝，代代相传，大凡就因为托庇于这些皇帝老官、大人先生们的福荫。朱元璋生来不是反叛者，只不过他相信命运，也从不屈服于命运。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万象更新的大时代是属于他的，朕即天下，所有的想象都抵不上现实的美好。洪武，大明王朝的第一个年号就是他的意志体现。

有明一朝在年号的制定程序上，通常是由翰林儒臣预先拟定几个备选方案，而后呈奏新君从中选择其一作为正式的年号。唯独“洪武”是个例外，它是由朱元璋本人亲自创制的。国初兵事正盛，与众多开国君主所取的年号一样，洪武便有彰显武事之威的意思，从字面看亦不失淮右豪杰之气。

登基前的所有事宜都不用他太过费心，他考虑最多的是人事上的安排，另外就是奉天殿的建造和新制度的建立。

奉天殿无疑是南京宫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它是一个政权的礼仪象征。朱元璋本就是一个心思细密之人，当他的新王朝已有眉目时，就着手谋划旧制度的兴废事宜，更重要的是要将自己心目中那一套对皇权的所有想象的礼仪恢复起来，因为那事关他朱家王朝的颜面。

至于人事安排，朱元璋虽然早已了然于胸，但一些关键位置还在考量之中。皇后非发妻马秀英莫属；多年征战，长子朱标受了不少苦，皇太子的位置也应当留给他。至于权力核心层人选的圈定，朱元璋想听一听朱升的意见，主要是征求他对李善长与刘伯温的看法，他俩究竟谁做丞相更合适。

朱升知道，其实朱元璋这时候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别人的态度已经左右不了他内心的主张。从治理国家所需要的德才学识来说，刘伯温或许更适合做丞相；但是要从朱元璋个人的好恶及其性格来看，李善长无疑是最佳人选。可是这些话，朱升又不好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但是要让他欺骗朱元璋，他又做不到。

念及于此，朱升只好有话直说。他言道：“若是让李善长当这个丞相，跟你一定很合得来；若是刘伯温为丞相，恐怕有时候会与你针锋相对，惹你伤神动气。”

登基对于新皇来说，是一件极为隆重的事，更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的是开局顺，事事顺。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天皇城全面竣工。刘基参考了天地阴阳消长之规律，判断来年正月初四应该是一个大吉之日，于是将朱元璋的登基大典定在那一天举行。十二月份常常是雨雪连绵的阴天，如果到了即位那天仍然是这样的天气，就是一种不祥之兆。那一天到底能不能拨云见日？除了刘基，估计也没人敢打这个包票。

也就在这一天，朱元璋迁居新宫，同时祭告上苍，说：“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如果上天认为他朱元璋可以做天下苍生之主，登基之日就会天气晴朗；如果认为他不够这个资格，那么老天就会继续阴云笼罩。

朱元璋当然期盼自己即位时阳光普照，大地回春。可老天爷似乎就要给他这个新天子脸色看，从祭告这一天开始就一直雨雪霏霏，日月不开。皇帝再大，你也大不过天，也要口必称“天子”。老天爷摆出的一张臭脸也称为天表，或者天颜，大臣们有话要告诉他称为上奏天听，他制定的规矩称为天宪，他住的地方称为天阙。既然天老子要给他这个天子脸色看，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连十几天都是狂风暴雪。到了正月初一，上天好像是得到了神明的某种暗示，风雪骤停，朱元璋和他的文武官员们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四十岁的朱元璋就这样站在了1368年的时间门槛上，看上去踌躇满志，意气风发。1368年对朱元璋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承转合的开始，历史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正月初四，整个天空像是被风雪洗过般洁净湛蓝，南京城沉浸于喜庆祥和的新年气氛。

天朗气清预示着上天对朱元璋即位这件事是欣然接受的，也预示着大明王朝会有一个天朗地阔的未来。祝福的烟花远远近近地炸响，让这座千年古都散发出敦厚而蓬勃的生机。

在大队仪仗的簇拥之下，朱元璋率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前往郊祀坛。郊祀坛是“天地合祀”之所，与后来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有所不同，它不是分开的。到了郊祀坛，敬天拜地，中华帝国由此迎来新的君主。臣民们憧憬着朱元璋能够带领他们走进一个新的时代，他们为自己躬逢盛事而欢欣鼓舞。

仪式真是一个好东西，它用庄严的音乐、华丽的卤簿、繁缛的程序以及森严的等级宣示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有呈现的一切都营造出一种贯通天地的神秘气氛，置身于其中的所有人在这时候都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包括要登基的那个人。所有的人都是背景，所有的物件都是道具，每个人一举一动拜舞的幅度和山呼的音调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着严格的规范。每个人所站立的位置，身上所穿的衣服颜色和图案，帽子上有几道梁，装饰什么，手中朝笏的质地，都不能有丝毫的僭越。

这是一座权力的金字塔，金字塔的顶端只能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朱元璋。在金銮殿上，除了皇帝本人，所有的身躯，都是卑微、软弱和不堪一击的。朱元璋穿戴衮冕，率领文武百官，在郊坛之南，面北行礼，向上天报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

自古以来，仪轨和秩序的重建事关一个新王朝的颜面。在过去的岁月里，天地震荡，四海苍茫，君臣各为生死，虽然军纪也算是礼仪，但还是以感情笼络人心，嘻嘻哈哈也是平常之事。如今王朝既起，皇帝也要抓纲治国了。端坐于龙椅上的朱元璋耳听得大臣们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一天突然觉得哪儿有些不对劲儿，应来个新的喊法。经商议后，认为改作如：“愿君有道”“天下和平”之类的词句，好像比较有意义。最后经过与一些大臣几番讨论，决定改为：“天辅有德，海宇咸宁，圣躬万福。”

可是几个月过去，大臣们在齐呼这十二个字时，听上去参差不齐，感觉十分不顺耳。其实要将这十二个字喊得好、喊得齐，又谈何容易。于是在这一年的八月，礼部尚书崔亮等人进言，山呼零乱不齐，有损朝贺之礼，乞请按照旧法赞呼。朱元璋也有同感，就应允了。最终“实验”了七个多月的新口号，自此又改回“万岁，万岁，万万岁”。

即位礼之后，朱元璋带领世子和诸子们前往太庙，追尊四代祖父母、父亲、母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登上皇位之后，百官山呼万岁，朱元璋由此成为大明洪武皇帝，同时追封四代先祖，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都要追封为皇帝、追封为皇后。实际上，当权者及他所属的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这种诉求往往与整个家族的利益诉求相呼应。

在这个仪式上，朱元璋的父亲——庙号仁祖——被尊为配享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尊崇皇帝的父亲，因此这个礼仪实际上将朱氏家族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些传统的重要仪式之外，另给皇帝在坛的正南方建了一座特殊殿堂，使朱元璋在恶劣天气下能够躲避风雨。

当然，朱元璋在做这些时，并不是由着性子胡乱来，身后的智囊团们翻遍经书为他寻根溯源。礼部尚书崔亮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湖北中部人，曾经为蒙元政权服务过，后投奔朱元璋。此人援引了宋元时代的前例为证，虽然似有出典，但未必令人信服。

朱元璋还在皇城东边的宫门内专门建造了一座奉先殿，他曾经询问过那些读书人关于皇族奉祀的问题，同时指明已为此目的建立了太庙。对朱元璋来说，有一点是他非常不满意的，那就是太庙献祭得严格遵守前人的先例，这样他就不可能随性而为地举行家祭活动。

朱元璋询问，怎样才能在阴历每月朔望之际的晨昏行祭拜之礼。他要当时在礼部供职的临海（浙江）学者陶凯找出能做这种祭祀活动的古代先例。陶凯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时曾经修建了一个钦先孝思殿。

根据这些微不足道的出处，朱元璋兴建了奉先殿。这个新殿里供奉着他的四世祖考，他要在此处寄托自己的哀思。每日早晚烧香之外，他还会在每月朔望给祖先的神灵换上新鲜的祭品。祖先们的生日和忌日需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礼”，有些礼仪也从太庙移到了奉先殿。

朱元璋甚至在祭祀之日实行斋戒，为了身体力行，他命令陶凯铸造一个铜人，手执竹笏，上面刻有“斋戒”二字。他告诉负责祭祀的礼部官员，这个铜像要在他斋戒之日在他面前展示，使之起到提示的作用。

当朱元璋闭上双目，跪于祖先的牌位前诵读册文时，父母的容颜会在那一瞬间浮现于眼前，他们灰头土脸的憔悴和他身上印有日月山龙图案的衮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登基前后的那段日子里，朱元璋经常会在梦里回到那个灌风漏雨的茅草屋，回到母亲陈二娘的怀抱里。

醒来后的巨大落差让他心痛难忍，头昏目眩，以至于情绪激动大失常态。宰相李善长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皇帝陛下的诚孝感通天地神灵所致，这也是人之常情。

朱元璋前半生的人生过于跌宕起伏，经历过于凄风冷雨，这难免会让他在登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倍加思念自己的亲人。一个人的成功，如果不能与至亲之人分享，那么由成功所带来的人生喜悦就会大打折扣。

虽然朱元璋这时候已经进城做了皇帝，可是他的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个泥腿子，藏着一个比农民身份还要卑微的游民。对于那些成功者而言，最初的身份越低微，经过奋斗所获得的社会身份越高，卑微与显赫的落差就会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

洪武元年，大明建国伊始，全国许多地方遭受旱灾。第二年春末，旱情仍在蔓延。这种可怕的情景，很容易让朱元璋联想到至正四年那场改变人生命运的灾情。那一年，自己的家乡也是同样的大旱，瘟疫肆虐，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如今天道轮回，一元更始，自己刚刚登上帝位就迎来这样的考验，算不得好兆头。为了向天公有个交代，朱元璋赶紧率皇后、嫔妃及诸位皇子，前往奉先殿祭告父母亡灵，请他们保佑自己。

朱元璋在他的祭文里饱含深情地写道：儿虽有过错，但始终不敢忘记二老吃草根粗米的艰难岁月。今天，儿臣愿意率领妻妾在半月内吃草根野菜粗饭，和百姓共甘苦，以反省上天的谴责，并为百姓祈福。

在朱元璋看来，忘记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就意味着背祖叛宗，是一种天大的罪过，是要遭受天谴的。少年时代的痛苦，父母一生的凄惨，在他的内心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挥之不去。对于朱元璋来说，此生以来最大的痛，不是经历过永恒的饥饿，也不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丧失最亲密的战友，更不是在险象环生中的焦虑和恐惧，而是他父母死后连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每次想到这件事，他的心就如刀绞，几乎滴出血来。

朱元璋登上帝位之后，每逢父母的忌辰，他都会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悲痛。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山珍海味的皇家盛宴时，他都会想起父母病重时，自己想要端上一碗香汤热面都无法做到。如今虽然身为帝王，富有四海，但是却无法弥补他内心的巨大缺憾。

每念及此，朱元璋都会大放悲声。他这时候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父母死忌之日，奉上最新鲜的食物和最完全的礼仪，聊以自慰。初登帝位那些年，他每日早晚两次亲率太子、诸王朝拜，皇后率后宫嫔妃按时进谱，对待早已离世的父母就像侍奉生者一样。

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流年似水，庸常碌碌，生活就像闭合的跑道一样周而复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力，就可以永无休止。可是对于朱元璋来说，他的前半生却像是一场极致的表演。他生于阴历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因此这一天被称作万寿节。按照常理，百官要在正殿举行朝贺的礼仪，可朱元璋一直不同意这么做。他说：每到这一天，他都会想起父母一生的艰辛，心情十分痛苦，所以断然不允许自己在这一天接受百官朝贺。

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他生于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此处本是中国大地无数村落中一个籍籍无名之所，就因为一个王朝的龙兴之地在此，而变得声名大噪。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后，出于乡土情结，在临濠府营建中都城，有在此定都之意。因中都城在凤凰山之南，故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年）给这里易名为“凤阳”，意思是凤凰山之阳面。

据袁文新《凤阳新书》卷三记载：国朝启运，肇建中都，营皇城宫阙……席凤凰山以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故曰“凤阳”。

被誉为“龙兴之地”的凤阳，从明朝开始，由于得到朱明皇权的保护和青睐，一度曾获准免纳各种赋税、徭役；又加上大兴中都城，这里出现了昙花一现般的繁荣。为了提高中都的地位，朱元璋将临濠扩大为九州十八县。将临濠府改为中立府，随后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把临淮县的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划出，设立了凤阳县。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建制，辛亥革命后，凤阳府取消，凤阳县直属安徽省。

牵强附会的历史记录者用他们不够诚实的笔墨记录了发生于1328年九月十八日的那一幕。说朱元璋诞生的那天夜里，朱五四家的房顶上一片红光，左邻右舍都以为失火了，纷纷跑来救火。朱元璋出生后，被母亲抱到河里洗浴时，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幛，母亲将其打捞起来为他裹身。

历史就是这样，胜者为王败者寇，而朱元璋从自己母亲陈二娘的口中得到的真相却远没有如此美好。母亲说他出生时先天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三四天了仍不会吸乳，肚子发胀，日夜不停啼哭。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也就注定了自己从娘肚子里刚一出来，就成为当时社会最底层人群中的一员。朱元璋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朱五四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也算是老来再得子。当然朱元璋的出生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任何迹象，反而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份负担。当然对于乱世中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艰难世道这场轮盘赌中的一个筹码？

在朱元璋出生的时候，他的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夫妻，夫妻二人在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朱元璋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娶上一房媳妇，可是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都入赘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

朱元璋在做了皇帝以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朱元璋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入赘地，给了他们不同的封号。二哥入赘地是泗州盱眙，三哥是钟离县东乡。入赘，在民间通常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汉书·贾谊传》有“家贫子壮则出赘”的话，也就是说朱家两兄弟的入赘虽然是一个家族的耻辱，但也是一条别无选择的活路。

对于父亲而言，让两个儿子入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做既可以让朱元璋的两个哥哥有了家室，也少了两个人的重税。二姐嫁给三哥入赘地钟离县东乡的一个渔户李贞，同样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虽然父母育有四子二女，但是和朱元璋在一起生活的只有大哥朱重四。大哥婚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朱文正），女儿就是后来的福成公主。这样算下来，朱元璋的大家庭这时候共有八口人。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在朱元璋年满十岁那一年，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父亲又举家迁往钟离县西乡，依然靠租地耕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西乡的土壤较差，又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一年忙到头，缴了租子就所剩无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父亲没办法，第二年只好带着全家再次搬迁。

这一次他们又搬到了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要仰赖主人。刘德是那种与我们想象并无多大出入，为富不仁的地主，对佃户尤其苛刻。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地主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通常是借别人一百，先扣出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会连本加利和租谷一起催缴。一家人辛辛苦苦忙碌一年，等于是为地主家忙活。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元至正四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朱元璋相对宁静的贫寒岁月，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境遇。在那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江淮大地千里赤旱；铺天盖地的蝗虫风卷残云般地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接着，一场席卷而来的大瘟疫在蝗、旱灾害的双轮驱动之下，更是威力空前，使朱家这样的赤贫家庭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之中，他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大哥朱重四相继死亡，随后不久三哥朱重七也离开人世。对于风雨飘摇的家族来说，亲人的相继离世，无异于天塌地陷。

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在一番痛彻心扉的悲痛过后，朱元璋和二哥重六经过一番合计，前去哀求地主刘德，希望他能看在数年主客一场的份儿上，施舍一块坟地给父母葬身。生活的穷困，人心的冷漠，前途的渺茫，这是朱元璋少年时代的全部记忆。在这一年，朱元璋迎来了自己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亲人病逝都无钱用来埋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丧失殆尽。

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讲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对于像朱元璋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根本享受不到宗族力量的庇护。当生活陷入绝境之时，也很少会有人愿意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颗有生命的正待孵化的蛋，那么朱元璋就要将自己打磨成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然后去碰碎这个世界，以此换来自己的重生。

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没有一寸埋骨的土地。朱元璋和二哥本来希望刘德能有一颗怜悯之心，给他们一块埋葬父母的方寸之地。可结果还是让他们大失所望，刘德不但没有给他们一块地，而且还把他们兄弟俩狠狠地羞辱了一通。

现实难免让人绝望，你永远不要指望别人来体验你的苦难，然后再来与你分担痛苦。可是现实有时候也不是一点儿活路也不给这种人，父母生前的良善还是为他们死后积攒了福祉。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情况后，很是同情朱元璋家的遭遇，就给了一块田地，作为父母的葬身之处。

刘继祖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出于好心赠给朱家的这块地，会成为日后的“龙脉”之地，会成就一个王朝的万世根本。朱元璋和二哥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死者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只好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以安顿亲人的亡灵。

那一天，朱元璋永世不会忘记；那一幕，也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黑色魔咒。朱元璋和二哥重六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等到云散雾开，他们再到坟地去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恰好埋住了棺椁。

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在写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如刀割。“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如此巨大的打击在朱元璋年少的心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每念及此，肝肠寸断。

穷人在那样一个艰难的世道里，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尝尽各种生活苦楚的。对朱元璋来说，苦难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不堪忍受，就会自动退去或者消解于无形。十七岁的朱元璋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消失在自己的面前，却毫无办法。只有短短的十三天，死神就先后夺走了他的四位亲人。

朱元璋在心里感激父母在天之灵的庇护，他的成功固然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但又何尝不是运气使然。运气说到底就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一个恰当的人干了恰当的事。不过这一次，他干的这件事，大到没边没沿。

最后一道程序，朱元璋需要到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李善长率群臣跪拜，宣读贺表，群臣装模作样再拜顿首。宣读赐封时，李善长排首位，为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徐达排第二，为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常遇春为中书平章，鄂国公……其余百官都晋升了官级。对刘伯温，朱元璋考虑再三，决定任他为御史台御史中丞。这个职务，是立于中书省之外的监察机构，位置重要，凡有丞相缺位时，便以御史中丞充任。

李善长主持大典，册封马氏为皇后，朱标为太子，有关人员加封官爵，大家跪拜谢恩如仪，登基大典到此全部结束。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当年在乡下放牛的时候，朱元璋最爱玩的游戏就是与一帮穷伙伴们排兵布阵。朱元璋将他们分成几伙，指派头目，各自占领一个山坡当阵地，以树枝当戈矛，一阵激战过后，胜者就成了王。

朱元璋一直是那个胜利者，一直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领头者。他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小伙伴们用青草结在他头上作为平天冠。他们扮作文武大臣，将破幅板的碎片各执一条拿在手中，作为朝笏。朱元璋这个“皇帝”端坐土坡上，“大臣们”在下面行叩拜之礼。真是人生如梦，梦如人生。

不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场闹着玩的儿童游戏，今天朱元璋真的做了皇帝，而那些朝拜的孩子们之中，如汤和、徐达、周德兴，也做了开国功臣，封公封侯。幼时的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实现这个皇帝梦，一个放牛娃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逆袭之旅。

这种小孩子过家家似的游戏，没有人会当真。如果放在今天，朱元璋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接受那些媒体采访时，也可以牛气哄哄地说，正是从当年的那一刻起，在自己幼小的心灵深处就立下了做皇帝的人生理想，然后自己才会一步一步到达权力的巅峰。当然朱元璋不会这么说，他并不仅仅满足于福大命大造化大的龙种身份，他更了解守业的艰难。

不管怎么说，命运在虐他千遍万遍之后，终于送了一个超大号的礼包给他。

一个人要修炼成为改天换地的帝王，要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随时把自己变成刀枪不入的超人，甚至要成为超越世俗情感的冷血之人，这样才能够承担起挽救天下的重任。有人问，为什么历史在这时候偏偏选择了他——一个草根阶层中的草根。

朱元璋的成功有自己的性格因素，那就是遇事冷静。越是打了胜仗，越是办事顺利，他的头脑就越发清醒，越是能够从中捕捉可能存在的忧患，他并不追逐短暂的表面风光。就像现在衮冕登基，他虽然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不过很快也就从激动的情绪中慢慢平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