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叔侄相残的宫廷政变，一方称为篡位，一方称为靖难，离开今天已有六百年，对我们毫无恩怨之私，又应该怎样看待？

明太祖在位时，立长子朱标为太子，不料太子先太祖而卒，那么，今后的大统应该由谁来继承？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仍由第二代继承，在太祖诸子（即诸王）中选一个，一是由第三代的孙子一辈。结果由朱标之子皇长孙朱允炆继承，而其议出于一位七十余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皇孙世嫡承统，礼也。”

第一代的太祖明明还在，允炆并非承重孙，却跳过第二代，落到第三代身上。允炆即位时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为人柔弱，恩威未立，第二代的一些叔父自然不会帖服。太祖卒后，又不让诸王奔丧，遗诏中固有“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的话，但立遗诏时诸王皆不在京城，他们怎么会相信是真是假？

允炆即位后，便积极剪削诸王的势力，周王朱橚等都被囚禁，周王与燕王是同母兄弟，等于杀鸡示猴。燕王本是有野心有实力的人，怎能容忍得下？于是起兵反击，杀向南京，宫城破后，建文下落不明。《太祖实录》曾记这样一段故事：“戊寅（太子死后第三天），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即燕王）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如何？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也？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太祖实录》是经过永乐时修改的，从修改后这段记载看，等于在暗示人们，太祖原是想以老四继承帝位，最后又以“因大哭而罢”的含混之词结束，显然为燕王承大统造根据。

燕王夺位后，建文诸臣中，他最切齿的是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方孝孺尚非其名单中人，结果方氏一门死得最惨，被株连的宗戚多至八百多人。

燕王起兵时，谋士姚广孝曾叮嘱他：“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尽矣。”这是对方孝孺的高度器重。燕王因而要求孝孺草登位诏，孝孺坚决拒绝，遂有所谓十族之祸。

方氏是一个复古派，他的政治理想是回到谁也说不清的井田时代。坐怎么坐，走怎么走，他都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方氏的临危不屈的气节，称之为贯金石动天地，而对他复古守旧、不识时势变化的迂腐之见，则颇有讥贬：“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说得很公道。

燕王是太祖的儿子，也是朱家骨肉，既非异姓，更非异族，即使欲为故主效忠，坚守臣节，又何必连累到宗族蒙难。草诏之后，宗族得以保全，仍可慷慨赴死，完成其浩然之气，所以孝孺当时与燕王对抗，未始不是出于负气。《儒林外史》二十九回中杜慎卿说：“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吴敬梓最痛恨道学家，但最后两句，未免过分。

方孝孺死难后，凡是收藏他遗文的即处死刑，宁海的章朴就是这样死的，临刑诗云：“面母终无日，归魂定有期。空令二三月，鹃带血痕啼。”

就方孝孺个人的品节来说，杀身成仁，自足千秋，但就其应变的策略观之，不能无异词。当时的局势，方公还不曾到非死不可的地步。嘉靖时人王廷相就说：“方逊学忠之过者欤？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殉国一也，从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轻重失宜，圣人岂为之。文山国亡被执，数年而后就死，人孰非之哉？”（引自谈迁《国榷》卷十二）马时芳《续朴丽子》下卷云：“盖孝孺为人强毅介特，嗜古而不达于事理，托迹孔孟，实类申韩，要其志意之所居，不失为正直之士，故得以节义终。然而七百余口累累市曹，男妇老稚沥血白刃，彼其遗毒为已烈矣。”这与上述王廷相的议论相类似。方孝孺的遭祸，与文天祥的殉节，性质上也有所不同的。

但我们这样说的同时，却绝对不能掩护成祖对建文诸臣杀戮凌侮的残忍毒辣的面目，尤其对诸臣家族的株连，更为公论所不容，人们对方孝孺等所以分外同情哀怜，也因为成祖对他们过于残暴。太祖登位之后，即对功臣及文士横加屠戮，到了第二代的成祖，又变本加厉，难怪近人钱振锽《读夏节愍公集》有“我恨高皇造孽多”之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