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年的春旱并没有滞留季节前行的仓皇脚步，江南天空下的花红柳绿仍如往年那般绚烂。节气中的春天是从立春开始，而人们视觉里的春天却要等到春分才会姗姗而来。再过上几天，南京城外的桃花沾几点春雨，那就不光是春色满园的小景致了，而是漫山遍野的浩大春景。

如同这闹眼闹心的春色，人体内各种不安分的情绪也会在这样一个蓬勃的季节里呼之欲出。天下大势只一握，此时的万里江山已尽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那些一路追随着他南征北讨的文臣武将都盼望着他能够早日登基，就好像一个上市公司在创业阶段让员工们入了干股，如今只等着分红，上演一场一夜暴富的戏码。那些自认为“老子功劳天下第一”的功臣早就搬好了凳子坐在位置上，等着分享胜利的果实。

本是充满江湖烟火气的兄弟聚义，到了最后仍免不了走向军国大事的雅正，礼仪盛典的宏大，官场沉浮的挣扎。历史不会因为它的无趣而脱离既行的轨道，此时的南京城上空早已弥漫着一股欲望的铜臭味。虽然朱元璋的内心也颇不宁静，但他还是示意大家要少安毋躁，再等一等。

一路走来，无论是起家比他早的，还是晚的，只要手里有几个兵将，能够划拉一块地盘，就忙着称王道孤。他朱元璋倒好，整个中华大地已大半在手，仍是哼哼哈哈，不急不躁。那些早就心潮翻涌的大臣们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无奈地发出一声接一声的悠长叹息。他们实在搞不明白，自己的主子怎么会如此沉得住气，连当皇帝这么美的差事都不急，这天下还有什么可急之事？栏杆拍遍，这君王的心思又有谁能解得了？且由他去，反正又不是自家的天下，一个打工的，操那份闲心干什么。

在各路军事集团中，朱元璋是最为稳重的一个，在攻防转换之间，他尤其擅长最佳时机的选择。其实朱元璋这时候称王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中国北方的天空依然硝烟弥漫，但已遮掩不了大明既起的那道夺目曙光。

对于那些急吼吼想让他尽快登基的群臣，朱元璋这样告诉他们：“若天命在我，何必汲汲遑遑？”在请求朱元璋登基的那些大臣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心里最清楚，那个人就是朱升。他曾经送给朱元璋一个九字箴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让朱元璋打好基础，别忙着挑旗称王出风头。

朱升，徽州休宁人，早年师从陈栎、黄楚望等当世儒学名家，十九岁中秀才，四十六岁中举人。时人将其称为“休宁理学九贤”之一，“新安理学名儒”。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朱升一直过着耕读于乡里的田园生活，常年在自己的家乡休宁、歙县一带开馆讲学。

至正九年（1349年），五十岁的朱升被江南行省举荐为进士，随后出任池州路儒学学正。无论是披着布衣还是官袍，他枯瘦的身体里，都应该藏有一份不灭的信念，那就是对“道统”的坚守。中国历史上那些怀揣着理想的文人，他们身处于帝王的朝廷，但内心却守护着一座属于自己的江山，那就是传之久远的“道统”。

朱升在任池州学正时，政绩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大江南北的饱学之士闻风而至。由此可见，他在读书人中的号召力。这时候的他虽然勉强进入体制，但是他并不恋栈，也不愿意放弃安宁的耕读生活。等到任期满后，他又毅然决然地回归山林，在家乡石门山过起了闲云野鹤的隐居生活。

朱元璋亲率大军出征浙东，途经徽州。休宁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自古以来英杰辈出，被誉为中国第一状元县。来到此处，正值用人之际的朱元璋让那些文臣武将为自己推荐当地的文化精英。

三军总管、大将邓愈向朱元璋推荐了朱升，说此人是个饱学之士，在当地文人士子中颇具影响力，被人称为诸葛亮。刘基也知晓此人，说朱升与一般的儒士尤其是那些名声大噪的理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他治学非常务实，平日事师交友，不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即便对方是一个乡野村妇，只要能够让他从中获益，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向人家请教。正因为如此，朱升掌握了一整套超乎常人的经世致用的本领，可以说他在经济、地理、天文、历法乃至算命、占卦等各个领域都有所长，完全是一个复合型人才。

恨不得将天下英才尽入彀中的朱元璋决定登门拜访时为布衣的朱升。招揽人才这件事不仅考人才，也考求才之人。有时候就像是礼佛，重在“虔诚”二字。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凭什么天下英才都入了你的彀，而不是其他人的彀，战场上的胜负其实早在战场之外就已经注定了。

朱元璋此行是为了打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并试探一下朱升是不是真像传闻中的那么厉害。虽然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见到这个人。尽管如此，朱升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个锦囊计，劝他亲临指挥，这样必能收到奇效。

同时，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一个忠告：“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没有露面的朱升还是奉上了“仁义”这面镜子，以此试探朱元璋。朱元璋捧着朱升留给他的这个锦囊，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手里已经不止一面“仁义”的镜子，先前投于帐下的读书人都会送给他这样一面镜子。至于让他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朱元璋也是依计而行。他亲率十万大军前往婺州，同时传令“城破不许妄杀”。至十二月，夺取婺州，一举获胜，这让朱元璋更加钦佩朱升，也坚定了要将其招入麾下的信念。

初次登门虽然没有见到朱升，但收到了朱升留给他的一条锦囊妙计。衡量之下，朱元璋决定再顾茅庐。一蓑烟雨任平生，像朱升这样甘于平淡生活的乡间知识精英，如果不是碰上这样一个新旧时代交错的年份，是很难被君王直接起用的。打破一个旧制度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让日渐固化的社会阶层来一次重新洗牌，让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人，无论你居于社会金字塔的哪个位置，都会有向上流动的可能。

这一次，朱元璋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并将所率卫队佯装成商队，由江西绕过浙江，越过连岭，悄悄抵达朱升教馆所在地。在那些眼高手低者看来，朱元璋这么做未免显得有些夸张。朱元璋的突然出现，也让朱升很是为难，他不愿意成为权力者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可朱元璋的诚意还是打动了他。徽州地区宗法势力极强，聚族成风，历久不衰，而朱升在徽州同族中享有族长之类的崇高声望。二人见面，朱元璋不但收敛起自己的王者风范，更是一口一声“宗长”地称呼，这也算是对同姓长辈的尊称。他请求朱升能够出山帮助他这个晚辈，为他们老朱家打下百世基业。

在朱元璋糖衣炮弹的作用下，朱升愿意暂时放下自己所留恋的田园生活，等处理完家中事务就出山辅佐他。然而，此时在朱元璋的心里，没有任何事比得到朱升更加迫切。在某种程度上，主公与军师的关系很像情人关系，越得不到越想得到，茶饭不思。等待的每一天都是漫长的，朱元璋攻处州（浙江省丽水市）不下，再度遣书急召朱升前来军门效力，他在信中写道：“允升宗长阁下：去冬伐婺州，宗长占得‘贞屯悔豫卦’，道是‘主公得天下之象’。从前晋文公得此卦而复国，今伐婺州果然便得。……此次商议进兵处州，宗长又占得复卦，二爻有变，说是要等到十一月阳生阴消，此城可得。遵照您的教诲，已经据守九个月了。……今特差人赍书诣请，快来议决大事，万勿迟误，幸甚!”

秧池水漫，白鹭乱飞，做一个耕读乡间的农夫是何等的逍遥自在。朱升愿意出山辅佐朱元璋，也有他自己的利益考量在其中。与其他人不同，朱升的出山并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或政治上的投资分红心理，而是源自一种家国情怀。为了天下大局，他觉得需要一个稳定而权威的中央政府，更何况是他们朱家的天下，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总之，驱使着朱升不管不顾投奔朱元璋的原动力，是从古至今文人士大夫所坚守的“风骨”二字，而不是一心想要依附一种政治体制的欲望。

这是发生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七月的事，朱升果然没有让朱元璋失望，二人初次见面，彼此就生出一见如故的知己感。朱升就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简明扼要地为他献上三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便是后来天下闻名的“九言策”。这九字方略就像是武林中绝顶高手打通了弟子的任、督二脉，为朱元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九言策”不但指引着朱元璋平定江南，统一天下。也为新王朝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铸造了三百年王朝极度内敛的性格特质与政治特征。

如果说在此之前朱元璋所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生存方式，那么从“九言策”提出的这一刻起，他已有了更为深远的军事计划，更为内敛而膨胀的军事野心。对于朱元璋而言，能够与朱升彻夜长谈，无疑是一次政治视野的开拓与升华。茫茫九派，江天万里，这是指点江山的雄论和大气魄。

对于乱世求生存的各路霸主而言，他们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提升自己的生存指数，不让自己在这场竞争中出局，只有那些不被对手踢出局的霸主，才能谈得上发展壮大。而在这个过程中，高筑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真正的高手，不需要急着出招。在蒙元政权和其他争锋势力互相撕咬的时候，朱元璋却将自己关在屋里，和刘基一帮人研究那张被他画得乱七八糟的地图。或者督促各处将领修筑工事，巩固城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朱升“高筑墙”的策略。他的军队绕开了各方主力，别人在大马金刀地打天下，而他却在认认真真地捡地盘。

我们再来看一看朱升送给朱元璋的最后三言——缓称王。朱升告诉朱元璋，你不要学那些草头王只要打下一块根据地，就急着要穿上龙袍，戴上平顶冠。你要懂得真正的王者，不会只称一时之王，而要称百世之王。

朱升这句话正好契合了朱元璋当时的心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将自己与那些只知道烧杀抢掠的农民军区别开来，他的军队已经深深打上了朱元璋的个人烙印。在指挥作战时，朱元璋并不像其他武装势力那样凭着一时的血气之勇。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在他的生存字典里，“谨慎”二字是立身之本。朱元璋历来行事，讲究一个稳字当头，积小胜为大胜。他的一切活动，尤其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的。

在现实中摸爬滚打过来的朱元璋，在利益方面有着自己的取舍与算计。他有着极度理性的思维，喜怒不形于色，很少干冲动犯险之事。在起兵之初，别人信奉流寇主义，而他则埋头致力于根据地建设。虽然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是儒士朱升提出来的，殊不知这也是朱元璋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在无意中把准了朱元璋的脉而已。

朱元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从一个过河小卒，到坐进深宫宝座，什么事没经历过，什么人没领教过。朱元璋说他并不看重那些虚名小利，他所看重的是那些长远的利益。虽然早就有人在称王这件事上劝过他，可他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在各支反元力量中，他是最后一个称王的，也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朱元璋要直面战场上的三大劲敌：他们分别是陈友谅、张士诚和北元势力。而在与三大劲敌正面交锋中又包含了若干大小不等的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还是具体战役，都要做到轻重缓急，一步一步来。

上天在不经意间，赋予了朱元璋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副出色的大脑。而朱元璋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除了赋予他一副结实的身板，也同样给了他一颗勇敢而冷酷的心，给了他异于常人的自控力。

就算具备了这些特质，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值得打磨的生铁而已。要想将这块生铁锻造为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最后还是离不开战场的淬炼。战场从来都是男人锻筋炼骨的大熔炉，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练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为他们提供生命熔炉所必需的高温和高压。

朱元璋从二十五岁投军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成长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和指挥十万大军的统帅。攻占集庆，初步实现了天下蓝图中最重要的一步棋。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决定以应天为中心地带向四面扩张。此时的他想要低调都难以做到，各路诸侯已经将其锁定为前进道路上的生死对手，尤其是居于应天两侧的陈友谅和张士诚。

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下游的张士诚也是实力雄厚。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在这两大王牌之间，又岂能容他人酣睡。这时候的朱元璋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对于自己到底该往哪个方向去，心里并没有一张清晰的地图。

当年为了能够混上一顿饱饭，朱元璋进庙当了一名游方和尚；等到云游四方回到庙里，本以为可以过上一段安稳的日子，可赖以栖身的庙宇又毁于战火。接着又被逼投军郭子兴的帐下，也同样是为了苟且活命。

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去协调各方关系，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搏命厮杀是为了获得军功以便能够得到提拔。而现在，自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一顿饱饭就容易满足的朱重八了。

虽然朱元璋的手里握有几万人马，却不知道究竟该去向何方。是像那些江湖草寇一样打家劫舍，还是像地方军阀一样占山为王？随着地盘的扩大，实力的增强，自己的心胸也在一步步放大，眼界一点点扩展。目标渐行渐近，前方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天下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对于朱元璋而言，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军事战略的选择。渡江之前，基本上是以自我保全为主。可是等到渡江之后，他的军事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保守型的发展变为进攻性的拓展。在战术的选择上，朱元璋对自己的对手有了更加精准的定位。

等到扫平中原各路诸侯，准备剿灭残元余部的时候，朱元璋却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下一步自己该往何处去。

经过一番权衡，朱元璋决定还是先攻陈友谅，再打张士诚。朱元璋并没有采取贸然行动，而是审时度势，不断缩小包围圈，慢慢将对手绞死，这是一个迂回渐进的策略。对于相对较弱的南方各派势力，则采取攻势，然后集中力量将它们逐一歼灭。

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南方主要割据势力以后，朱元璋等于控制了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然后再进行大规模的南征北伐，将目标锁定元大都。

在战争的初期，朱元璋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进攻与防御体系，通常是打到哪里算哪里。等到好不容易占领了一块根据地，却又强敌环伺，无法向外拓展。如果要让那时的朱元璋去和实力强大的对手争夺生存空间，付出的成本与风险要高出许多倍，而且失败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成功。作为一个实力偏弱的军事集团，朱元璋无法承受这种激进做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于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市场不断做大，而不能只追求眼前的利益。

蒙元朝廷刚开始并没有将朱元璋带领的这支红巾军放在眼里，他们将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张士诚、陈友谅这些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这样就给了朱元璋很好的发展机会，他可以避开与元军正面交锋，埋头扩充地盘，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打仗）和人事成本（军饷）。

地盘大往往并不代表实力强，只有把所有资源集中于一个地方，才能产生局部效应，从而扭转战局。朱元璋在刚刚走上反叛之路时，总是在不断谋划形势，策划战略。当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绝不贸然行动，而是不断等待或主动创造条件；等到条件成熟了，才会选择断然出手，将对手彻底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