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之名，本来连近代读书界中知道的也不多。“况”为僻姓，二十四史中入列传的仅况钟一人而已。自从《十五贯》演出后，顿时名满天下。

况钟起先只是幕僚，他之出任知府，主要由于机遇，当时是四十八岁，属于破格重用。嘉靖、隆庆以后，资格乃重科目。

有一点出于我们的意外，况太守以清廉著名，而《明实录》却是这样评论他：“钟有治剧才，故郡事虽繁，理之绰有余裕，惜其贪虐，犹有刀笔余习。”这话倒也并非完全诬枉，先举《明史》本传看：“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唯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这固然为了打击地方上积习的恶势力，也见其人之善用权术。查继佐《罪惟录》把况钟写得更加残忍：命衙役将一属吏抛到空中，却没有死，况钟大怒，斥责衙役说：“吾为百姓杀贼，鼠辈不为我尽力。高之必死，不死，若辈死于是。”于是一下子掷杀六人，将尸首陈列于大街。这也是为了立威，但已杂有霸气，近于汉之酷吏，被掷杀的未必罪至于死，疾恶不能流于草菅。清官之清，还在执法之平。查氏评云：“以吏起，必矫以见节，钟之志也。”这话也有道理，就是唯恐人家看不起他。海瑞称况钟为“胜作十年救时宰相”。海瑞也非甲科出身，两人性格中都有酷的一面。

包拯、海瑞、况钟，都是读书不多、学问不深，而况钟最差。杨穆《西墅杂记》，记况钟遇到考校士子，自己不亲自过问，只能委托幕僚，并当众说：“某本刀笔吏，所恨者不在科目，固不可罔人也。”这倒说得很老实。但奏疏都出他亲笔，有几处显得很可笑，如宣德六年二月奏云：“臣到任，因马老瘦不堪骑坐，有织染局内官来福借与旧轿一座，出入着令皂隶、库子抬轿，不曾用伕扛抬。”这无非表示自己的廉洁，但又何必向皇帝奏明，如果在清代，碰上高宗那样的皇帝，说不定看了还要受到训斥。

又如正统六年正月，吏部拟他合升正三品，他本应期满而离任，却为军民保留而还任，可是只升职而无实授职俸，“深恐官属民人等将以为臣贪恋旧职，无异常流，见轻玩法，实难管事”，因而请求“与臣实授职俸，前去署掌府事”。但如实授了职俸，同样可以被人看作“贪恋旧职”，反过来说，如能安于升职而不升俸，岂非更能显示他的清廉吗？

这里还可举出一件有趣的故事。

《况太守集》中载有宣德九年七月初六日谕旨云：“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令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一运。自来时要一千个，敕到，尔可用心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此敕当是宣宗亲自所作，时年三十七，也即他逝世前一年。七月间正是蟋蟀的旺季，要捉的蟋蟀多至一千只，篱落黄昏，要出动多少人才能达到钦定的数额。宣宗之爱玩蟋蟀是出名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亦记宣宗下密诏要况钟捉蟋蟀事，一时遂有“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之语，后来宣德蟋蟀盆的身价，就不减于宣和盆。《聊斋志异》的《促织》篇，亦记宣德时向民间征蟋蟀，里胥借此扰民事。由于奉旨捉虫，威猛如况太守，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舞台上的《十五贯》不妨常常演出，现实中的《十五贯》不要重演了。历史上的况钟，由刀笔吏而升为郡守，正如梁章钜题况公祠楹联所说：“姓氏播弦歌，韦白以来成别调；功名起刀笔，萧曹自古是奇才。”《十五贯》中所表现的实仍含刀笔吏的本色，到了今天，也可作为掌故人物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