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任怨的名相，震主之权臣。明代大臣实授三公者，居正一人而已。可是他生前身后遭遇的大起大落，荣辱相歧，也是晚明大臣中少见的。

万历十年，他五十八岁，因苍彗出于西方，便上疏请求罢免他的三公之职，以应天变；神宗没有答应，“仍准给假调理”，还说过“先生大功，朕无可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的话。

到了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终于死了，神宗下诏罢朝数日，这时神宗为二十岁。

次年三月，即下诏夺居正上柱国、太师的荣遇及文忠之谥，并革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神宗好贪，疑心居正必多金银财宝，便命司礼监张诚、侍郎丘，到江陵去抄他的家。大臣中如赵锦、杨巍都上疏劝阻，阁臣许国也致书与丘说：“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后一句实是说得很尖利的，但都没有用。

丘等到江陵以前，荆州府、江陵县已经登记了张家的人口，封了张家的门，子女们只得躲避在空室中，等到官府打开了门，饿死的已有十余人。经过张诚等彻底搜查，得到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居正长子礼部主事敬修，因受不了拷打，只得诬服有三十万两金子寄存在别人处，后来即自缢而死。

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据《明史·翟銮传》说：“明朝的法律，抄家只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及（三）奸党。”朱先生因而问道：“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这是厚道人的想法。临到皇帝要抄臣民的家时，还讲什么法律不法律？上谕中曾说：张居正“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一个大臣的罪行，到了戮尸的地步，定一个“奸党”的罪名，不就可以充数了吗？御史李植曾说：“至尊见我，称我为儿子，看见查抄的宝玩便喜欢。”这就很生动地点明了神宗的心事。

张居正柄政时，御史刘台因弹劾居正而被捕。刘台的僚友生怕牵连，为此避匿，只有于慎行往视刘台。后来居正因父丧“夺情”，于慎行与同官又具疏谏奏，居正闻而怒曰：“子吾所厚，亦为此耶？”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居正为之怫然。

到丘橓往江陵抄家时，慎行（时任左谕德）曾致一书，《明史》云：“言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词极恳挚，时论韪之。”

这信的原文说：“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皆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下略）。”这是说，张居正得势时，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过失；失败后，没有一个人敢评他的功劳。所以，终万历一朝，没有人敢为他辩白的。

到了熹宗时，廷臣稍稍追述他的政绩。邹元标曾因劾居正“夺情”而被谪戍，这时任都御史，也称道居正。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讼居正之冤，后来尚书李日宣等又力陈居正之功，并追复了居正长子礼部主事敬修的官职。

张居正的一生，并非没有过错，但毕竟功大于过。神宗以幼主而承大统，万历初年政局所以能够振作安定，主要得力于居正的辅政。谁知逝世九个月后，忽然遭此剧变，又怎能使功臣瞑目于地下？可是大家又不敢说一句公道话。只有故主撒手，恩怨渐消，才能为他昭雪，给他以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