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解读与背景分析

新兴的伊斯兰文明一旦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便开始以不可阻挡的迅猛势头冲击半岛周围的广大地区。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发动的军事扩张震撼着中东的广大地区，具有千年文明传统的波斯帝国如同秋风下之落叶而寿终正寝，雄踞地中海的霸主拜占庭帝国亦遭受重创而急剧衰落。往日挣扎于贫困和饥渴的边缘而屡遭凌辱的阿拉伯人骤然间如日中天，以统治民族的姿态登上中东地区的历史舞台，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伊斯兰文明从此自阿拉伯半岛走向世界，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无疑具有深刻的背景原因，绝非偶然的现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传统的穆斯林学者大都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解释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虔敬安拉之宗教激情的产物。一些西方学者亦着眼于宗教的原因，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归结为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以后所导致的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更多的西方学者或许出于信仰的偏见，忽略伊斯兰教的诞生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根源于阿拉伯半岛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人口的增长所形成的压力。穆尔从民族迁徙的角度解释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强调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根源于阿拉伯人对于财富的贪婪和抢劫的传统习俗。贝克尔认为，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原因在于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饥饿和贫困构成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内在动力。杜耐尔则从阿拉伯半岛定居人口与游牧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解释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他认为，定居人口与游牧群体之间的冲突极大地威胁着新兴的伊斯兰国家，麦地那的哈里发力图通过实现游牧群体的定居化消除两者的对立，而征服半岛周边区域是促使分布在沙漠瀚海的游牧群体走向定居生活的有效途径。

毋庸置疑，阿拉伯半岛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压力、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定居人口与游牧群体之间的矛盾，皆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导致征服的诸多因素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制约的状态。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归结为宗教的原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观点忽略了阿拉伯半岛的客观物质环境和历史传统，显然不尽正确。过于强调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人口的压力，无法说明伊斯兰教的兴起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亦难成立。至于阿拉伯半岛定居人口与游牧群体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新兴国家权力的约束无疑是削弱而不是加剧了两者的对立。因此，上述观点尽管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均失之片面，未能完整阐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原因。

阿拉伯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辽阔而贫瘠的家园，水源奇缺，牧场有限，耕地稀少，荒原满目，生计资源极度匮乏。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的增长导致无尽无休的迁徙浪潮；过剩的人口只能移至半岛以外，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自远古以来，人口迁徙的浪潮接连不断，构成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然而，在查希里叶时代，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在半岛北部分别构筑起坚固的屏障，迫使阿拉伯人改变传统的流向。过多的人口拥挤在半岛内有限的生存空间，相互攻袭，劫掠生计资源。半岛内部益趋激烈的劫掠和仇杀淘汰着无路可走的过多人口，成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态平衡赖以维持的必要形式。

伊斯兰教的诞生和伊斯兰国家的建立，给混沌无序的阿拉伯半岛带来文明的曙光，给饱受苦难的阿拉伯人带来和平的希望。普遍处于敌对状态的诸多部落，借助于信仰的纽带和乌玛的政治形式，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地域联系，开始了社会聚合的过程。徙志以后，先知穆罕默德接连颁布一系列启示，旨在通过严格的宗教规定，约束漫无原则的劫掠和仇杀，消除血族群体之间的对立，实现乌玛内部的和平状态。《古兰经》说：“你们原是仇敌，而安拉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信士不至于杀害信士，除非是误杀”。先知穆罕默德在“告别演讲”中明确宣布：“你们相互残杀伤命，相互侵犯财产，均在严禁之列……蒙昧时期的血债一律不予清算……蒙昧时期的习俗一律废止……穆民都是弟兄，若非本人同意而霸占自己弟兄的财产，对于任何人都是非法的。”另一方面，先知穆罕默德自徙志开始，便规定了乌玛的圣战原则：所有的异教徒，首先是反对伊斯兰教的麦加保守势力，被视作乌玛全体成员的共同敌人。信仰的差异和宗教意义的圣战开始取代血族群体的对立和传统的劫掠仇杀，上升为阿拉伯半岛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630年穆斯林征服麦加以后，先知穆罕默德颁布进一步讨伐异教阿拉伯人的启示：“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哪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当抵抗不信安拉和末日，不遵安拉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至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前夕，皈依伊斯兰教已是众望所归，形同散沙的诸多部落纷纷加入乌玛。

伊斯兰教的传播和由此产生的阿拉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使阿拉伯人相互间劫掠仇杀的野蛮习俗趋于废止，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所赖以维持的原有方式遭到广泛的排斥，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相对稠密的人口与有限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无法继续通过半岛内部的淘汰方式得到缓解，于是转化为对外扩张的明显趋势。630年底，先知穆罕默德亲率3万余众大举北进，兵抵叙利亚边境重镇泰布克。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弥留之际再次委派栽德·哈里萨之子欧萨玛筹划北伐叙利亚。先知穆罕默德的上述举措，反映了麦地那国家以对外扩张取代半岛内部劫掠仇杀的初步意向。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乌玛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主要借助于信仰的纽带，初兴的公共权力往往只是表现为宗教信条的约束和宗教意义的顺从。诸多部落尽管已被纳入乌玛，但是仍旧具有明显的离心倾向，仅仅在形式上顺从麦地那的宗教领袖。更有一些部落尚无意加入乌玛，甚至负隅顽抗。野蛮势力的延续制约着乌玛的举措，使得麦地那国家对外扩张的初步趋向在先知穆罕默德生前未能演变为成熟的动势。

阿布·伯克尔当政期间平息“里达”的战争，是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统一进程的延续。“里达”的平息最终完成了先知穆罕默德生前未竟的事业，结束了长期以来阿拉伯人相互劫掠和彼此攻杀的状态，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整个半岛的内部和平。“以往，他们时常劫掠其他的部落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现在，整个半岛的阿拉伯人联合为统一的整体。由于新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经济原则，他们不得不停止劫掠其他部落的传统行为。但是，在半岛内部却又无法采取其他的方式来替代这种行为。人口的增长对于有限的生活资源所形成的压力益趋加剧，使原有的经济生活失去了平衡。”“里达”的平息和半岛统一的最终完成，彻底否定了野蛮状态下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赖以维持的传统行为。阿拉伯人在乌玛形式下的社会聚合，导致人口与生存空间的深刻矛盾转化为对外征服的巨大能量。以圣战的名义讨伐周边区域的异教人口，进而夺取新的生存空间，成为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维持半岛生态平衡的唯一出路，体现阿拉伯人自野蛮向文明转变过程中客观的社会需要。阿布·伯克尔当政期间平息“里达”的战争诚然与其后发生的对外征服具有本质的差别，但是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平息“里达”战争的胜利揭开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序幕，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乃是平息“里达”战争之胜利的必然结局。

有人说，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是出于获得“面包”和谋取生计的需要。也有人说，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是为了踏上通向天堂的道路。实际上，无论世俗的需要还是宗教的情感，都是导致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处于相互制约的状态。从前，阿拉伯人追随各自的部族去半岛周围寻求生路，势单力孤，往往受制于外族强敌。后来，阿拉伯人无路可走，只能徘徊在半岛各地，通过相互间的劫掠仇杀淘汰过多的生灵。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唤醒了挣扎于苦难之中的阿拉伯人，圣战的思想体现着世俗需要与宗教情感的结合。阿拉伯人不再自相残杀，亦不再乞求外族的恩赐。他们作为哈里发国家的战士，高举着圣战的旗帜，踏上了讨伐异教徒的征程，从而掀开了中东历史的崭新一页。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不仅具有内在的社会动因，而且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在阿拉伯人即将走出半岛的时代，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着中东的广大地区。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长期以来激烈角逐，争夺中东霸主的地位，至7世纪初达到高潮。602年，拜占庭皇帝毛利斯被害，福卡斯取而代之。波斯皇帝胡斯洛二世趁拜占庭帝国政局混乱之机，率军西进，攻入叙利亚和埃及，兵抵小亚细亚沿海一带。610年，驻守北非的拜占庭将领希拉克略废黜福卡斯，即位称帝。622年，希拉克略指挥拜占庭军队大举反击，收复埃及和叙利亚，继而攻入美索不达米亚，攻陷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旷日持久的厮杀，使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元气大伤，军事实力消耗殆尽。其次，在叙利亚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分布着许多游牧和半游牧的部落群体，他们既是拜占庭帝国或波斯帝国的藩属，亦是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借以遏制阿拉伯人自半岛向外部冲击的重要屏障。然而，在7世纪初，他们与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渐趋恶化。602年，波斯皇帝胡斯洛二世处死莱赫米国王努尔曼三世，任命泰伊部落首领伊雅斯取而代之，至614年委派波斯总督直接统治幼发拉底河流域。无独有偶，629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停止向叙利亚南部的部落群体发放补助金，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此外，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土著居民大都属于塞姆族的分支，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而与阿拉伯人却有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尽管信仰基督教，然而分别遵奉雅各派或聂斯脱里派的信条，拜占庭帝国视之为异端，波斯帝国视之为异教，宗教分歧颇深。上述情况动摇了两大帝国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基础，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向半岛周围发动扩张的时机业已成熟。

叙利亚的征服

叙利亚地理上是阿拉伯半岛的自然延伸，亦是自希贾兹进入“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地中海东岸的主要通道。叙利亚的富庶物产素来令阿拉伯人心向神往；希贾兹一带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麦加的古莱西人，早在前伊斯兰时代与叙利亚之间已有频繁的贸易往来，甚至在叙利亚购置地产。位于叙利亚的耶路撒冷曾经是穆斯林在徙志以后最初16个月中礼拜的朝向，并被视作诸多古代先知的家园，耶路撒冷的叶尔孤卜石则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徙志前夕“升宵”的起点。在穆斯林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宗教圣地。因此，先知穆罕默德在生前便初步确定征服叙利亚的军事方略，并且多次自希贾兹举兵北伐。628年，先知穆罕默德自侯德比耶移师北进，降服希贾兹北端的犹太人居住地海拜尔、法达克、泰马、瓦迪库拉。629年，先知穆罕默德委派栽德·哈里萨率领3000名穆斯林战士攻击死海南端重镇的穆耳塔，与拜占庭帝国的藩属加萨尼部落发生激战。630年，先知穆罕默德统兵3万余众攻击泰布克，游牧于叙利亚边境的阿拉伯人部落望风归降，埃拉、麦格纳、阿兹鲁和贾尔巴等地的犹太人被迫向麦地那国家纳贡称臣。阿布·伯克尔即位以后，继续将叙利亚视作哈里发国家的首要攻击目标。

早在平息“里达”的初期，当哈立德·瓦里德在纳季德高原鏖战之际，阿布·伯克尔即派遣阿慕尔·阿绥和哈立德·赛耳德分别率军攻击叙利亚边境的异教阿拉伯人胡扎尔部落和凯勒卜部落。这两支队伍的攻击尽管并未取得明显的战绩，却成为叙利亚征服战争的前奏。633年秋，平息“里达”的战事接近尾声，整个半岛的政治统一已成定局，阿布·伯克尔于是将圣战的矛头正式指向叙利亚。穆斯林战士兵分数路，自希贾兹攻入叙利亚南部。其中，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偕其弟穆阿威叶率军经泰布克攻击死海东岸的巴尔加，舒尔哈比勒·哈萨纳率军经泰布克攻击约旦河谷，阿慕尔·阿绥率军取道埃拉攻击加沙，阿布·欧拜德率军沿着通往大马士革的古代商路攻击戈兰高地。穆斯林战士最初的攻击目标，主要是分布在叙利亚南部乡村的异教阿拉伯人，仅在瓦迪阿拉巴和达辛两地与拜占庭军队偶有遭遇。

634年夏，穆斯林战士的攻击目标逐渐由乡村转向城市，进而直接威胁拜占庭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于是，驻守叙利亚的拜占庭军队开始从各地向巴勒斯坦南部集结，各自为战的穆斯林战士亦汇聚在加沙以东。恶战在即，哈里发急调哈立德·瓦里德自伊拉克战场驰援叙利亚。哈立德·瓦里德率领数百名穆斯林战士自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希拉出发，首先到达杜麦特·詹达勒，然后绕过布斯拉，穿越人迹罕至的沙漠，在几乎无水可饮的情况下长途跋涉，18天后奇迹般地出现在叙利亚前线，与那里的穆斯林队伍会师，并出任统帅。同年7月，哈立德·瓦里德指挥穆斯林联军发动攻势，在耶路撒冷与拉姆拉之间的艾只纳代因击溃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的弟弟希奥多洛斯统率的拜占庭军队。拜占庭军队损失的兵力超过万人，穆斯林战士仅数百人阵亡。艾只纳代因战役中拜占庭军队的溃败，使叙利亚门户顿开，穆斯林扫清了通向历史名城大马士革的道路。胜利的捷报传到麦地那；此时，阿布·伯克尔已经病逝。根据阿布·伯克尔临终时的提议，欧默尔继任哈里发（634—644年在位）。

635年1月，穆斯林军队在约旦河谷再次获胜，夺取拜占庭帝国重兵防守的战略要地菲赫勒。同年2月，拜占庭军队在大马士革以南30公里处的苏法尔草原败绩，穆斯林军队兵抵大马士革城下。大马士革的居民在拜占庭军队业已逃离的情况下固守半年，终因力不能支，于635年9月投降。哈立德·瓦里德与大马士革的投降者订立了著名的条约，其文如下：“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哈立德·瓦里德向大马士革的居民许诺，穆斯林进城以后，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教堂（不被侵犯）。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穆斯林不驻扎在他们的家中。我们给予他们安拉的契约，以及先知、哈里发和信士们的保护。只要他们缴纳人丁税，他们就会享受福利。”这个文本后来成为穆斯林处置被征服者的范例，并被载于史册，保留至今。

大马士革陷落以后，穆斯林势如破竹，攻占巴勒贝克、霍姆斯、哈马诸城。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在惊恐之余，再度调集重兵，以数万之众发动反攻，企图将穆斯林逐出叙利亚。哈立德·瓦里德旋即撤军，屯兵于约旦河支流雅姆克河谷，与拜占庭军队对峙数月。636年8月，穆斯林在炎炎的烈日之下，利用夹杂着沙土的狂风作为掩护，向拜占庭军队发动猛烈的攻击。拜占庭军队使用铁索相连，组成坚固的方阵，教士竖起十字架，诵读《圣经》，祈祷助威。然而，无论坚固的方阵还是教士的祈祷都无济于事。穆斯林战士奋勇拼杀，攻势锐不可当。拜占庭士兵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或葬身于陡峭的河谷，或在渡河逃窜时溺水而死。拜占庭军队的统帅希奥多洛斯阵亡，侥幸生还者寥寥无几。

拜占庭帝国在雅姆克战役的失败，使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丧失殆尽，叙利亚征服战争遂进入最后的阶段。穆斯林自雅姆克河谷兵分四路，长驱直入：阿慕尔·阿绥率一军攻占加沙、约帕、利帕诸城，控制巴勒斯坦；舒尔哈比勒·哈萨纳率一军攻占贝塞恩和底利亚斯诸城，降服约旦；叶齐德·阿比·苏福彦率一军攻占阿克、提尔、赛达和贝鲁特诸城，夺取地中海东岸；阿布·欧拜德和哈立德·瓦里德率一军攻取大马士革、霍姆斯、巴勒贝克、哈马、基奈斯林、阿勒颇、安条克和耶路撒冷，占领叙利亚中部和北部。638年，哈里发欧默尔亲临耶路撒冷巡视圣地，任命阿布·欧拜德为叙利亚总督。不久，阿布·欧拜德身染重病，死于阿穆瓦斯。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及其弟穆阿威叶相继接替其职，出任叙利亚总督。哈立德·瓦里德曾经被先知穆罕默德誉为“安拉之剑”，并且深受阿布·伯克尔的倚重，颇具将才，在平息“里达”和征服叙利亚及伊拉克的过程中战功卓著。然而，欧默尔与哈立德·瓦里德素来不睦。雅姆克战役结束后，欧默尔撤销哈立德·瓦里德担任的穆斯林军队统帅的职位，638年巡视耶路撒冷期间又将哈立德·瓦里德革除军职。640年，依靠海上援助而负隅顽抗达7年之久的凯撒利亚被穆斯林攻陷，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其在叙利亚的最后据点，陶鲁斯山以南地区尽属哈里发国家。

画家笔下欧默尔视察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