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起源

城市的广泛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是哈里发时代伊斯兰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大规模的武力征服，则是伊斯兰世界城市化的重要起点。

阿拉伯人大都祖居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旷野，追逐水草是阿拉伯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哈里发国家迅速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阿拉伯人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半岛周围的广大地区。征服战争不仅拓展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而且导致阿拉伯人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离开半岛的阿拉伯人逐渐放弃游牧的传统，转入定居的状态。然而，他们不识农耕之道，亦无暇耕作。种族的差异和宗教的对立制约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交往，阿拉伯人与土著居民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城居成为阿拉伯人在被征服的区域内统治地位的象征，城市生活成为阿拉伯人的时尚。

哈里发时代的伊斯兰城市，起源于不同的途径。

在许多地区，城市是阿姆撒尔演变的结果。阿姆撒尔是阿拉伯语之“界限”一词的复数音译，其单数形式称米绥尔，特指哈里发国家在被征服地区建立的军事营地。637年，欧特巴·加兹旺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布拉附近建造军事营地巴士拉；638年，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在伊拉克中部的希拉附近建造军事营地库法。阿拉伯人自半岛进入伊拉克后，大都屯驻巴士拉和库法。欧默尔在写给赛耳德·阿比·瓦嘎斯的信中明确吩咐：“为穆斯林选择迁徙的去处和发动圣战的据点。”参与卡迪希叶战役的阿拉伯战士成为库法最初的居民，其中穆达尔人即属于北方阿拉伯人的部落成员占据库法西部，也门人即属于南方阿拉伯人的部落成员占据库法东部，聚礼清真寺位于库法的中央。穆阿威叶当政期间，巴士拉有阿拉伯战士8万人，眷属12万人，库法有阿拉伯战士6万人，眷属8万人。642年，阿慕尔·阿绥在尼罗河东岸的巴比伦堡附近建造军事营地弗斯塔特，移入埃及的阿拉伯战士及其眷属约有半数屯驻其中。670年，欧格白·纳菲在阿特拉斯山脉的东端建造军事营地凯鲁万，作为控制易弗里基叶的阿拉伯人据点。702年，哈查只·尤素夫在巴士拉与库法之间建造军事营地瓦西兑，屯驻叙利亚籍的阿拉伯战士。加萨尼人的都城查比叶位于大马士革东南方的戈兰高地，是阿拉伯人征服期间在叙利亚的军事营地。叙利亚战争结束后，阿勒颇以北的达比克取代查比叶，成为阿拉伯人在叙利亚最重要的军事营地。埃矛斯位于朱迪亚平原，亦是阿拉伯人在叙利亚的重要军事营地。

上述阿姆撒尔大都位于沙漠牧场与农耕区域之间，适应阿拉伯人自游牧向定居转变的过渡状态。固然有个别的军事营地随着征战行为的结束而不复存在，但是多数的阿姆撒尔逐渐演变为阿拉伯人的永久居住地，进而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城市。

巴士拉和库法兴建之初，阿姆撒尔的核心是清真寺，周围分布着阿拉伯人的棚屋，由芦苇搭建而成，十分简陋。巴士拉的阿拉伯人大都来自半岛东部，也门籍的阿拉伯人在库法居多。“库法在初建之时约有人口2万，其中1.2万属于也门人，其余属于穆达尔人。”阿拉伯人按照传统的血缘关系划分各自的住区，各自为政。穆阿威叶当政期间，伊拉克总督齐亚德·阿比希下令拆除巴士拉和库法的芦苇棚屋，改为砖石结构的建筑，并在住区周围挖掘壕沟，修造城墙。齐亚德·阿比希还采用高压手段，遏制部落的传统势力，重新划分阿拉伯人的住区，确立国家权威，进而强化巴士拉和库法作为城市的政治功能。

阿姆撒尔的居民最初局限于阿拉伯战士及其眷属。倭马亚时代，阿拉伯人不断从半岛移入阿姆撒尔，非生产性人口日益增多，进而产生了广泛的消费需求，交换活动随之扩大。来自周围乡村甚至遥远地区的土著人口相继涌入阿姆撒尔，为渐趋膨胀的消费群体提供各种服务，由此形成市场。772年，叶齐德·哈提姆扩建凯鲁万城，增设各类专门的市场。在巴士拉的西区，市场林立，商贾云集。消费的增长和交换的频繁，改变了阿姆撒尔的人口构成，其经济功能趋于完善。

古代城市的延续，是哈里发时代伊斯兰城市的另一重要起源。在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阿拉伯半岛周围分布着许多城市。穆斯林征服以后，这些城市大都保留下来。许多人曾因躲避战乱而逃离城市，这种现象在叙利亚北部及沿海地带较为明显。然而，阿拉伯人的到来无疑给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

伊拉克的古城希拉、安巴尔、泰西封、胡勒万、艾因·塔姆尔吸引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人，底格里斯河上游重镇摩苏尔由于阿拉伯人的不断移入而被誉为贾吉拉的库法，埃及的阿拉伯人则将尼罗河入海口的亚历山大视作新的家园。在叙利亚，许多城市在与征服者订立降约时明确规定，城市住区的二分之一划归阿拉伯人使用，圣城耶路撒冷、北方重镇阿勒颇和地中海东岸港口城市阿克、提尔、的黎波里繁荣依旧。大马士革作为哈里发国家的首都，在倭马亚时代得到空前的发展；圣约翰大教堂始建于375年，哈里发韦里德时代改建为倭马亚清真寺，堪称大马士革的标志性建筑。西班牙旅行家伊本·祖拜尔于1184年游历大马士革时感叹道：“如果天园位于尘世，大马士革无疑是天园的所在。”在伊朗高原，特别是呼罗珊和河外地区，阿拉伯人作为征服者往往屯驻于旧城的郊外，另建新城，内设清真寺、城堡和市场；在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勒黑，新城与旧城各成体系，交相辉映，颇具特色。

穆斯林征服的时代结束以后，哈里发国家还曾在许多地区营建新的城市。伊拉克的巴格达和萨马拉、叙利亚的拉姆拉、马格里布的菲斯、提亚雷特、希吉勒马萨、突尼斯等，皆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城市，闻名遐迩，久负盛誉。

城市的分布

阿拔斯时代，诸多的城市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便利的交通是集中消费的条件，城市大都分布在河流两侧或商路沿线。

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城市，圆城、鲁萨法宫、呼罗珊军驻扎的哈尔比耶区、商人和工匠居住的卡尔赫区隔河而建。据粗略的估算，9世纪时的巴格达占地25平方公里，城区面积相当于波斯萨珊王朝都城泰西封的13倍和同时期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5倍，居民在30万至50万人之间。“马蒙当政时期，巴格达有6.5万处公共浴室。”巴士拉始建于欧默尔当政期间，阿拔斯时代成为伊拉克南部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居民约20万人。库法的规模略小于巴士拉，居民10万余人。新都萨马拉始建于836年，位于巴格达以北100余公里处的底格里斯河东岸，宫殿、清真寺、兵营、民宅、市场沿河排列，绵延30公里。

叙利亚的城市大都沿袭拜占庭时代的传统，规模不及伊拉克的新兴城市，但是分布甚广。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是叙利亚内陆区域的主要城市，居民约在5万至10万人之间。耶路撒冷是历史悠久的宗教圣城，居民约2万人，香客和商贾不绝如缕。拉姆拉始建于倭马亚哈里发苏莱曼当政期间，阿拔斯时代发展为叙利亚的重要城市。地中海东岸的阿克、提尔、赛达、的黎波里、毕布勒斯曾因遭受战祸而一度萧条，阿拔斯时代再度复兴。陶鲁斯山南侧因与拜占庭相邻，圣战者云集，形成一系列要塞城市，其中塔尔苏斯、麦西萨、阿达纳最负盛名。埃及的城市沿尼罗河两岸排列，星罗棋布。

弗斯塔特作为埃及最重要的阿拉伯人城市，始建于641年，阿慕尔清真寺是弗斯塔特的核心建筑。750年，阿拔斯王朝在弗斯塔特北侧另辟新区，名阿斯卡尔。969年，法蒂玛王朝在阿斯卡尔以北营建新城，名嘎希赖，亦称开罗，以爱资哈尔清真寺作为标志，居民增至50万人。

凯鲁万是马格里布最大的城市，始建于670年。建城初期，欧格白清真寺位于凯鲁万的核心，周围是阿拉伯人的住区，按照传统的部族形式划分，包括古莱西人住区，辅士住区、吉法尔人住区、莱赫米人住区、侯宰勒人住区等。772年，叶齐德·哈提姆在住区周围建造5米高墙，并在各住区设立市场。阿格拉布王朝建立后，在凯鲁万郊外另辟3处新区，南区名阿拔希叶，西区名拉盖达，东区名萨布拉·曼苏里叶，各设清真寺、市场、商栈、民宅。阿拔斯时代，凯鲁万“经济繁荣，学术发达……凯鲁万是权力的中心，是马格里布的骄傲；凯鲁万比大马士革更大，比伊斯法罕更雄伟，比内沙浦尔更富于人情味……凯鲁万的欧格白清真寺，其规模比埃及的伊本·土伦清真寺还大”。提亚雷特始建于761年，是鲁斯塔姆王朝的都城，被时人誉为马格里布的巴士拉。808年，伊德利斯王朝在马格里布西部营建新都菲斯，以卡拉维因清真寺作为象征。后来，阿拉伯人自西班牙和易弗里基叶移至菲斯，在奥维德河两侧形成两处新区，分别称作安达卢斯区和凯鲁万区，鼎盛时期人口达10余万。

伊朗高原的许多城市，如伊斯法罕、莱伊、加兹温、内沙浦尔，在倭马亚时代呈现二元结构，土著的波斯人大都居住在旧城，阿拉伯人作为征服者屯驻郊外，形成新区；旧城与新区各有围墙环绕，新区构成哈里发国家的统治中心。阿拔斯时期，波斯人的政治势力渐趋膨胀，阿拉伯人作为征服者的时代一去无返，伊朗城市的自然格局随之改变，新区与旧城合并，二元结构不复存在。

城市的格局

哈里发时代的伊斯兰城市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行会城市，大都起源于哈里发国家的政治行为，教俗合一的封建统治在城市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聚礼清真寺是城市的核心建筑，象征着伊斯兰教的神圣地位。城市的主要商业区称作巴扎，通常与聚礼清真寺相邻。官衙位于聚礼清真寺的侧旁，体现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聚礼清真寺、巴扎和官府的周围是穆斯林的居住区，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居住区大都分布在城市的边缘地带。

在中世纪的西欧，统治权力往往集中于乡村的封建庄园，城市长期处于领主的庇护之下。与中世纪的西欧相比，在哈里发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城市是权力的所在，即使乡村的大地产主和伊克塔的受封者亦大都处于城居状态。城市是封建统治的中心，亦是权力角逐的舞台。另一方面，发达的市民社会和行会的自治地位构成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突出特征；相比之下，哈里发时代的城市从属于国家和官府，缺乏自治的社会组织和市民阶层，在诸多方面与拜占庭城市颇具相似之处。

城居意味着非农业的生活状态，交换活动是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手工业者和商人则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作巴扎的市场是城市的经济中心，每个城市都有数量不等的市场。市场多由官府建造，在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阿拔斯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在萨马拉以北营建新城贾法里耶时，“在每个街区建立一处市场”。市场分门别类，排列有序。巴格达西部的卡尔赫区是著名的市场区，长2法尔萨赫，宽1法尔萨赫，内分若干区段，不同的商贩各有自己的摊位，包括粮市、花市、果市、肉市以及金银铺、首饰铺和中国货市场。在许多城市，商贩按照经营内容的珍贵和洁净程度排列摊位，自聚礼清真寺附近直至城门分别是香料、书籍、布匹、服饰、地毯、珠宝、皮革、饮食和屠宰各类行业的店铺。

人口构成的多元状态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明显特征。高官显贵和上层宗教学者无疑是城市的权力核心，操纵着城市的命运。商人和工匠为数甚多，构成城市居民的主体。阿拉伯人具有崇尚贸易的悠久传统，大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不可小视。他们往往出任各级官职，甚至高居显位，权倾一时。工匠各有作坊，自产自销的现象相当普遍，子承父业者甚多。沿街叫卖的小贩构成城市的下层群体，无固定摊位，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灾荒和战祸常使大量乡民流入城市，露宿街头，乞讨为生，境况颇显凄惨。

城市居民来源庞杂，兼有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吉玛人、自由人和奴隶。他们按照各自的身世、信仰和职业划分住区，住区之间往往设有门闸，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相互联系甚少。城市亦有相应的行业群体抑或行会，大都出自官办，受到官府的控制，负责维持秩序和分摊赋税，是王公贵族的统治工具。管理市场的官员称穆赫台绥卜，多由宗教学者担任，负责执行伊斯兰教法，监督市场交易，控制生产程序，规定产品数量，规范物价度量。工匠和商贩尽管构成城市居民的主体，但因缺乏必要的自治组织，未能形成颇具影响的社会势力，与乡民同处被统治的地位。10世纪，卡尔马特派运动风行各地，许多城市出现类似行会的民间组织，不受官府控制，工匠和商人通过特殊的仪式加入各自的行业群体，选举各自的首领。然而，卡尔马特派建立的城市民间组织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卡尔马特派运动的衰落，城市民间组织相继解体，重新让位于官办组织。